一个奇特的图景：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尽管物价徘徊不前，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们却一再把资金投入生产和再生产，把大量产品推向世界各地――一个不可能持久的增长模式

    会诊中国经济

    2005年前八个月，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顺差。出口的旺盛和进口的局促，对本来就面临升值压力的汇率问题火上浇油；接踵而至的，则是贸易摩擦的加剧。

    正如美国的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储蓄率过低，中国的贸易顺差的真正根源则在于储蓄率过高。这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图景：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尽管物价徘徊不前，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们却一再把资金投入生产和再生产，把大量的产品推向世界各地。

    这一增长模式不可能持久：一边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上升、油价高涨造成的外部环境恶化，另一边是产能过剩造成的企业利润率下降、供给过剩引起的产品价格的下降，有可能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继1998年之后，“扩大内需”再次成为决策者和学者们振臂高呼的口号。

    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的是，拉动消费而不是鼓励政府投资，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在识者看来，这不应当仅是一次熨平经济波动的短线操作，而应与公共财政转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而与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课题结合起来，进行结构性调整。

    在中国经济新拐点来临之际，《财经》采访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内的诸多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在为当前经济测温的同时，以期获得各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无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否发生了反转，放松信贷和投资拉力都已不是、也不应是扩大内需的最佳选择

    挑战内需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东侧的管家漾码头，是浙江省最大的内河散货码头，也是华东砂石、煤炭、钢材的重要集散地。管家漾码头上钢材仓库进出货的速度，正是浙江钢材交易市场的“晴雨表”。

    这本来应该是钢材市场的丰收季节，然而今年的年景却难言乐观。

    “9月延续了今年前几个月的糟糕情况，全行业都在苦苦保本。”杭州易联钢材网首席分析师胡正武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杭州地区螺纹钢的进价和售价差不多都横在3050-3200元/吨左右。“经销商都在保本甚至亏本销售，如果量做得够大，到年底从厂家拿到统一的‘返点’，才能有希望有点儿利润。”

    此情此景与两年前比起来，正可谓“冰火两重天”。当时的管家漾码头，轮船上的钢材还没来得及卸货，价格就迫不及待地上涨，以至于很多经销商直接赶到船上谈生易；成本在2800-2900元/吨的普通钢材，往往能够迅速涨到4000多元。

    “那个时候，大量社会资本进入钢铁销售行业，在杭州甚至连做香烟生意的人都搞起了钢材销售。”胡正武忆起往昔峥嵘，无限感慨。 然而从今年年初以来，“降价”成了钢材市场的主题词。

    疯狂的顺差

    8月下旬，宝钢公布了四季度钢材价格。数据显示，钢材价格平均下调8.6％，最大幅度下调达到33％，国内外市场随即一片哗然。

    与价格下调相对应的，是庞大钢铁产能的持续释放。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估计，到今年年底，中国粗钢产量将达到3.9亿吨，年增幅23％；到2007年年底，产量可能达到5亿吨。

    价格厮杀从国内拼到了海外。2004年净进口钢铁1500万吨、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进口国的中国，今年上半年净出口粗钢达到了229.33万吨，预计全年净出口额将达到500万－800万吨。“如此短时间内发生彻底的角色改变，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原材料市场大逆转。”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甚至有如此评价。

    自2003年以来一直高呼“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宏观经济学家们，终于在钢铁市场上得到了最为直观的注脚。同样的场景还发生在机电产品、纺织品和高能耗产品中。今年1到8月，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幅高达33％，而进口增长只有10.8％。

    今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亦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积累着。据海关最新修订数据，今年前八个月贸易顺差已近608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达到1000亿－1200亿美元，而去年全年只有320亿美元，其中上半年的数字还是负数！

    外贸顺差的激增，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37％，大约拉动GDP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为-1.7个百分点。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热炒中的人民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也给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的，就是低估并且随着美元贬值的人民币。

    的确，由于人民币到今年7月为止一直盯住美元，也就在过去的三年多中随之而贬值。人民币对主要贸易国的有效汇率从2002年以来贬值在15％以上，必然对外贸顺差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如果说人民币汇率是顺差的主要原因，为什么顺差只是在今年才增加这么迅猛呢？况且，出口在过去的三年多里一直以30％多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今年顺差猛增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口增长的减弱。

    令人困惑的是，仅就统计数字而言，中国的内需增长似乎并没有放慢脚步――投资高达27％，零售消费增长13％，并不比去年低。惟一不同的就是净出口的剧增。然而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实际数据，GDP增长却仍然只有9.5％，与去年差不多持平。这与进口的削弱难以吻合。同时，就是在这样快的经济增长下，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的增幅却只有1.3％，引起一些通货紧缩的担忧。

    “大家应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究竟在经济结构上出现了什么样的缺口？”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这样说。

    通缩逼近？

    “投资和顺差的双增长可以用八个字来解释，就是‘投资老化，进口替代’。”

    陶冬对《财经》说，尽管从表面看，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增长都很快，但其中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那就是进口的增速大幅下滑，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被国内投资形成的产能抢占了市场，因而形成了投资和贸易顺差双双高增长而GDP总值增长率正常的局面。

    陶冬认为，从工业项目投资的周期来看，很多2003年、2004年间开始启动的项目，目前已经处在尾声阶段；而由于宏观调控的影响，新开工项目相对很少。在项目收尾阶段，所需要的投入要素往往是国产的，这使得对国内的需求上升。由此形成了“进口替代”现象，这在钢铁、化工领域尤为明显。

    摩根士丹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进口增幅的回落与国内投资的居高不下并存，原因可能在于目前仍在消化去年进口形成的库存，同时对投资的预期会放慢。“去年进口的库存没有用完，所以还能支持现在投资的规模；但进口增幅下降，意味着投资马上就要慢下来，所以不能再进口那么多。”

    谢分析，目前出口价值的三分之一来自零配件，这部分进口和出口是同步增加的；若扣除这一因素，中国为了内需而进口的产品――比如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等――只使进口增加了6％左右。这与中国投资27％的增长是不能吻合的，“因此可以预计投资马上就会慢下来。”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也认为，投资需求将会下降，因为产能已经开始过剩。他说，供给追上并超过需求的迹象“在去年三、四季度间已经很明显了”。一系列指标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工业企业利润增幅下降，低端劳动力价格上升，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上升。

    这一系列指标意味着近两年形成的产能正在释放，引起了劳动力价格和销售额的上升，但由于需求赶不上供给的速度，企业的利润率增幅和PPI开始下降。

    “现在的情况是，供给刚刚释放出来，社会就业率升高，但价格压得很低。这样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伟大的软着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假象。”高善文说，随着企业利润率下降引发的投资需求的急剧下降，到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将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通缩近在眼前”的判断。“从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中国正在把进口推土机的资金转而投向进口装修材料。”陶冬认为，这说明上一轮投资周期已近尾声，但并不意味着立即会出现投资大幅下降，出现的只会是投资结构的变化。

    对于更多分析者来说，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宏观数据和经济运行的现实，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一以贯之的逻辑来解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则对数据的可靠程度深表怀疑。他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由于统计口径变化（原来的规模以上投资改为城镇投资）和数据本身的问题，短时间内还没办法做季节调整，因此目前尚难以判断投资需求的走向。“整个GDP各部分的数据都有问题，哪一方面都有误差，投资的误差可能更大。对于误差作年终调整后，数据变化会很大，现在根本做不了什么估计。”

    冷暖自知

    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实业界和银行界来说，对2005年经济形势发展的感悟，正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全球最大的轻纺市场浙江绍兴轻纺城，今年7月，跃豪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正清停掉了去年投产的三条生产线。其时，江龙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陶寿龙已赚到了3000万元利润、接满了下半年的订单；

    ――在浙江，第一工业区县萧山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负增长53.6％；而在南京，一家名为“道吉面料”的西班牙独资企业却刚刚进口了上千万元的生产设备并扩建二期厂房；

    ――当广东、上海、浙江这些原来的“龙头地区”经济增速跌出全国前十强的同时，内蒙古、辽宁和河南的GDP增幅正在飙升；

    ――就全国而言，在今年1月至7月商业银行存贷比只有68.67％、给商业银行的资金运营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很多地方房地产开发贷款却呈现逐步趋稳的迹象，尤其是从4月开始，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明显加快……

    “我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将要加速还是减速。”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不无困惑，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长情况看，经济仍在加速，9.5％的GDP数字可能出现了问题，实际增长率要远高于此。“但是，如果GDP的增速是准确的，产能过剩的说法又不无道理。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去年的GDP数据被低估了，今年通过高估的形式被校正回来，因而今年的实际增长率确实在下滑。”

    2005年8月，中国经济似乎正处在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分析员们更喜欢见微知著。

    “我们不知道数据里面是否有误差――但是感觉上，中国经济明显比去年放慢了很多。”花旗美邦中国研究主管薛澜说，FDI（外商直接投资）正在放缓，热钱获利回吐的情形已经相当明显，这是需求转弱的一个重要信号。今年前八个月，FDI设备进口即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亦构成了贸易顺差扩大的一大来源。

    与此同时，能源消耗也有所放慢。2004年中国总的能源消耗率是15.2％，今年上半年9.8％，这与2002年9.9％的水平相当。“像大唐和华能电力，去年供应都非常紧张，今年情况就好很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过的所有行业都没有在加速，几乎都在减速。”薛澜说。

    内蒙古、河南等内地省份今年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5％- 60％的增幅，在谢国忠看来，也改变不了需求向下的颓势。“真正的投资加速主要是长三角带动的，因为只有那里是盈利的，其他地方不赚钱，都是政府在投资。”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长三角经济眼下都踩在刹车踏板上，上海GDP增长预计今年不会超过10％，比去年增幅下降了足足5个百分点。

    高善文更愿意强调企业利润率和资金价格的消长关系，他认为这正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升温的根本原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率增幅从去年的40％下降到约20％，其结果必然是收缩投资。

    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认为，中国经济中储蓄率和投资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不分配利润而代之以再投资；而随着企业利润率增幅的下降及融资成本的升高，下一步的投资必然会受到影响。

    行政之手，尚可施否？

    尽管表明“投资趋缓”的诸多信号灯已经亮起，但是，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立刻“硬着陆”，因为行政调控很可能重新出现。

    “从现在到2008年以前，（投资）都会是一个缓慢的下降。与‘过热’期间采用的手段一样，政府一旦发觉这种下降，便可以增加公共投资，消除一些经济瓶颈，使经济依然保持在较高增速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称，“不过同时，这也很有可能造成政府投资的过剩。当经济瓶颈消除、政府投资也过剩之后，中国经济将面临真正的考验。”

    正在酝酿中的“十一五”规划，被视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周期启动的主要动力。哈继铭认为，需求不足的问题并不会令中国经济立即陷入泥淖，虽然借助政府的投资拉力只不过是饮鸩止渴。

    对于银行和企业来说，放松信贷的冲动也仍然存在。“一个是企业需要钱，另一个是发改委也有很多项目要安排。”一家国有商业银行浙江省分行的部门负责人对《财经》说，今年以来全国各家银行都在鼓励贷款，这家银行的总行要求浙江省多放贷，甚至提出用直供资金放贷，“现在的情况是基层行因为不良贷款和业绩考核问题贷款投放缓慢，但是企业的需求还是挺旺盛的。”

    谢国忠也认为，一旦宏观经济不景气，政府就可能开始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投资到最后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出口如果在现在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按照过去的平均速度只需要五年，到时候中国出口规模会比美国更大。

    在他看来，“生产市场化，花钱政府化”的投资和出口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问题，但不可能再维持十年。“一旦美国经济低迷、利率升高的组合出现的话，中国经济就必须要改变其增长模式。”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行政之手延缓经济周期的能力深表怀疑。“‘十一五’规划不是政府换届，对投资的拉动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再说，政府拉动力量还会大过1998年的‘保八’力度吗？假如民间投资跟不上，经济最终还是会继续掉头向下。”

    同时他认为，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已经很小。由于银监会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硬性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已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这样，即使采取货币和财政双松的政策，也不会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

    “央行可做的事其实很少了――相对于成熟市场，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比较慢。”薛澜说，现在靠政府调控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因为整个经济体已经比过去庞大了很多，“比如去年的宏观调控让经济冷下来的时候，作用也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快。”

    “信贷的刹车由银监会踩着，今年整个贷款盘子都不会有大的上升。”建设银行总行一位负责人员对《财经》称，根据该行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利润和销售额的监测，并没有发现利润有明显回落的现象。“不过他们拿不到贷款，因为我们比过去谨慎多了。现在责任追究得很厉害，你放十笔贷款，只要一笔放错了，就要丢官。”

    “如果中央想往上拉，命令银行配合起来是很容易的。你把授权扩大、审批放松、不良率考核权重下降，有这‘三板斧’就够了，经济马上就能顶上去；但是你以前做的那些规范性治理和改革就全白搭了，这只能是前功尽弃。”建行上述人士称。

    “消费革命”

    无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否发生了反转，显然，放松信贷和投资拉力都已不是、也不应是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的最佳选择。

    与1998年“扩大内需”所引发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强势不同，现在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周小川更多地强调了消费问题：“中国的内需拉动，光靠投资是不行的，现在储蓄率已经超过了40％，难道还要到50％以上吗？”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源是储蓄率太高。在经济学上，一个国家的储蓄――也就是产出中没有当期消费掉的部分――可以用投资与经常项目顺差之和来衡量。随着近年来经济不断增长，投资已占到GDP的45％，显而易见，中国的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于投资太弱，而是因为更高的储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因此，如何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结构上降低储蓄率的问题。一般所言的高储蓄率，指的是居民储蓄率。世界银行今年9月发布的“国别财富报告”（“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指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与收入之比）为25.5％，居世界前列。

    高路易认为，中国的高居民储蓄率只是其高储蓄率原因之一。中国居民储蓄只占GDP16％左右，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有所下降，整体储蓄则在GDP的45％左右。他认为，企业从自留利润所形成的储蓄高达GDP的20％，并且近几年仍在上升，这是中国高储蓄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中国的实际政府储蓄，即政府收入中没有在当期消费的部分，也要比财政赤字所显示的数据高得多。

    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有专家认为，根源在于转型期中国的诸多特点，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医疗和教育服务给居民带来的沉重负担，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指出，中国政府可以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大有作为，以降低居民的“谨慎型”储蓄，刺激消费。同时，金融的发展与深化，也有利于刺激居民的消费。当然，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众多研究者都指出，要扩大消费，进而推动内需，长远之计在于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同时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变“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制约消费的因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政府可以通过从“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为社会收入水平的提升起到最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世界银行最新的中国经济季度报告还指出，改进公司治理并提高利润分红，将有助于提高资本的有效使用，并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刺激消费，关键在于政府把本应归居民所有的国家资产还给居民，比如设立土地基金，将其股份化，把土地的升值价值归还给居民。”谢国忠举例说，如果发展商从该土地基金买地，而不是由政府审批，民众的财富水平会有一个真实的上升，“仅此举就可以把储蓄率降低5％。”

    与“散财于民”的私有化设想相一致的是，政府需要打破种种投资禁区，向民间充分开放投资机会。只有这样，才会获得市场驱动而非政府驱动的健康经济增长，形形色色的消费需求才可以自然获得满足和提升。

    在接受《财经》的专访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便着力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设想，“文化产业可以为很多生产和消费活动提供支持，它的经济价值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