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2月27日的股市“黑色星期二”是一次全球性的协同表演。所有见解和事后诸葛的分析，都无法解释这次近乎于“无厘头”的大跌。凯恩斯说，股票市场里有一种鬼魂式的东西存在，这是从人的本性中散发出来的(即“动物性精神”)，这使股市永远存在不可解释的因素。凯恩斯也许是对的。但是这次全球性的股市惨淡应该有一个发动者。

　　从这次全球性大跌在时间形态上看，被认为由中国股市率先引领的，上海股市在黑色星期二跌去8.8%，惨烈无比。随后，美国道琼斯则在当日跌去了3.3%，欧洲股市在当日跌去了2.6%，中国香港跌去了1.8%，日本在当日微跌了0.5%，但在星期三上午则下跌了3.56%，韩国也下跌了4%，新加坡股市在星期三上午一开盘就下挫了4.82%。澳大利亚则在星期三上午失去了3%的市值。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股市在星期三“稳住”了。

　　中国A股的暴跌引发了一系列“子虚乌有”的语言闹剧。比如，一些分析人士会重新摆好“政策市”的架势，认为“两会召开”，政府不愿意股市涨得太快。这都属于“精神解释法”的扯淡。在这些人眼中，政府神力无穷。但是，此前无数的事例证明政府对市场的无可奈何，例如最近一次加息促使股市暴涨的例子。另外，楼市更证明了政府部门的事与愿违。又有，很多金融分析人士说，中国几乎成为亚太地区股市的黑色策源地。无疑，这夸大了中国股市对全球其他股市的关联性和影响力，中国A股市场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圈子市场，只不过由于中国内地投资渠道不宽，集聚的以万亿计的储蓄没有“发泄”的合理通道(主要集中在楼市和股市)，使得A股市场的行情显得异常火爆而已，但它没有周边的辐射力和控制力。

　　从经济基本面上看，我们几乎找不出中国股市(甚至美国股市)暴跌的像样的理由。虽然中国今年GDP增长速度被经济学家调低了一点，但是，GDP的增长速度还将有8%-9%。虽然，中国央行一直采取控制流动性的策略，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流动性泛滥的国家，而且，股市面对的是居民储蓄市场，它对央行控制流动性没有太大的感受。

　　当我们抛弃基本面，而将注意力放在股市资金结构方面，我们就要重新审视这次暴跌的发生学。如果说中国的股市跟其他资本地区市场(例如美国和香港)存在泡沫的话(例如A股上市公司的市盈率远远高于美国和香港等市场)，这种说法对于国际投机资本是有效的，因为它的资本配置圈是全球的，它们辨别泡沫，并采用重新的资本结构和数量配置来避免这个问题，但对于中国国内储蓄而言，这种泡沫论是不存在的，它仅仅被封闭在国内市场——也许随着居民用汇额度的扩大会提高国内储蓄资金的地区配置效率，但就现在而言，它对这种泡沫是不敏感的，所以单纯看市盈率，而忽略了国内储蓄资金面对的“投资机会和渠道的集合”，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A股市场所确定的泡沫标准要比其他市场宽松得多，泡沫可“吹”的程度也比其他市场大得多。

　　于是，一旦梳理了不同资本面对的不同“机会的集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次中国A股乃至全球股市发生暴跌的根本性力量是国际间投机资本力量的重新配置和不约而同的“集体性”行动。而造成它们配置行动发生的压力则来自于提供国际投机资本的渠道发生变化，确切地说，是日本央行的行为造成了国际投机资本的行动改变，而后者则是导致亚太股市发生重大振荡的直接原因。

　　在不久前，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隔夜贷款利率(短期利率)上调至0.50%。这是日本自去年7月“突破零利率”后的再度加息。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表示，日本央行希望那些认为日本应该长时间保持低利率的人打消这种“日本资金廉价”的想法。的确，低利率的日本(相比之下，美国的基准利率是5.25%，欧元区是3.5%)，一直充当了“国际借款机”的角色：投资者(投机者)用很低的利率借出日元，然后兑换成其他币种，去回报率更高的地方去投资(或者套利)。整个资金循环的箭头是从日本发散到其他国家，资金成本低廉的日元成了全球泡沫的一个“流动性输出池”，那么，一旦日本决心不再向外输出“流动性”，那么，全球股市将突然承受剧烈动荡的风险。

　　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是，根据日元的套利交易量可以大致推算，目前活跃在亚洲国家股市的投机资本大约有1/3以上的可能是来自日本的钱——即国际投机者从日本“借”出钱投向中国、韩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当日本央行决定改变自己“借款机”角色，并表示日本还将会继续提高息口来遏制国际炒家的借款行为。投机资本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它们不约而同地调整了撤退的步骤和持仓的深度，做出了“获利回吐”的举动，造成了这次连锁性的亚太股市“暴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