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家愿买，卖家愿卖，规则清晰”———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妨碍2007年成为一个风起云涌的外资并购年。“真正有企业创新能力的中国人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晒太阳，这是中国最可怕的损失。”财经评论家叶檀说。

“真正有企业创新能力的中国人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晒太阳，这是中国最可怕的损失”。

2007年春节前，Sean zhu，这个整洁利落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与互联网有关的梦想，准备在加利福尼亚到北京的班机头等舱里试试运气。他与同舱位的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地交换名片，他的运气并不坏，17个人里居然有6个投资者。“留着我们的名片，未来想卖掉你的公司时会想到它的。”一位热情的高盛合伙人对他说。

你可以将这视为一个信号：无数雄心万丈的进取型企业家，在企业还未达巅峰时已开始“王顾左右”，寻找外资作为自己的“加油站”。而对于那些因为过度扩张或贸然进入垄断领域而陷入资金困局的民企，那些在代际交替间萌生“倦意”的家族企业而言，外资几乎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买家愿买，卖家愿卖，规则清晰”———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妨碍2007年成为一个风起云涌的外资并购年。“真正有企业创新能力的中国人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晒太阳，这是中国最可怕的损失。”财经评论家叶檀说。

来自海外的“加油站”

本轮由华尔街大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也包括卷土重来的国际产业资本统领的外资并购，从2005年起活跃于宏观调控下资金链紧张的国内企业界。问题由此而生：这次外资潮到底会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还是压抑本土企业家精神？

浙江商圈曾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根系，也是股权流动最封闭的地区之一，但这一轮出售潮中冲在最前面的苏泊尔和德力西都属于这个商圈。这些目前运转良好企业的热情令人担忧：他们并不缺乏继续做大的欲望，却在本土难以找到提供冲关动力的加油站。

“过去出色的个人理财项目非常难找，每年一两个，现在能有四个。”一位匿名接受某媒体采访的高盛亚洲证券事业部人士表示，他的业务起点是500万美元，而近年生意火爆的原因是卖掉企业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客户和我说，太累了，做不下去了，现在不卖，最多5年后也要卖。”他说，那些企业家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再做企业，起码不想让儿子和他们现在圈子里的同一批人打交道。

并非所有出售者都打算彻底放弃，但这可能是务实的中国企业在现有土壤下的理性选择。全国工商联《2005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营业收入总额在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民营企业共2688家，比2004年度增长 26．85％，但是从2002年到2005年上规模民企销售利润率却逐年下降，而亏损企业却连续递增。在此背景下，越是跑得快的企业越是沮丧地发现，能够解决他们成长困境的长线资本不在国内，而来自海外。

统一润滑油卖给壳牌是一个交织着无奈与骄傲的过程。尽管其总经理李嘉曾不无骄傲地表示“不是所有企业都能随便卖给壳牌的”，但与壳牌签约的酒会上董事长霍振祥也曾伤心地落泪。捆住统一手脚的基础油供应，该原料长年掌握在竞争对手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手中，从2004年开始他们自身也陷入供不应求的状态，更不用说卖给民营的“小兄弟”统一。李嘉知道空气稀薄的日子将延续到2009年之前，如果不是壳牌的出现，统一可能被日益收紧的供应链带到他难以想象的方向。

在家族企业的第一代创始人逐渐隐退后，第二代企业家表现出更加开放灵活的风格的同时，也颠覆了老辈对于所有权的迷恋。苏泊尔同样在企业高速发展期出售，也同样卖的比较彻底：出让控股权。但是按照苏泊尔的说法，这是“自迫”的选择，董事长苏显泽冀望全球产业巨头SEB能带领苏泊尔冲关国际化。

正拟向全球最大酒商帝亚吉欧出售43％股权的四川全兴集团，其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问到：“白酒是完全竞争行业，出口的时候还要征收高税，到了国外价格高得惊人，合资后出口能得到退税照顾，你说哪一头合算？”

“卖身”只为“救命钱”

为了“救命钱”而“卖身”，是这一轮出售潮中最令人叹息的故事。

从2004年3月下旬开始，地产黑马顺驰资金调度相对吃紧，当时的孙宏斌似乎不以为然，“快就一定风险大吗？”他说：“我看，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顺驰的快是建立在自己的商业模式之上。”2006年3月中旬，孙宏斌复出，此时顺驰的资金链危机一触即发，9月5日，孙宏斌接受极为苛刻的条件把顺驰中国55％的股权卖给了香港路劲基建公司，出售只为其换回了12．8亿元。

陷入同样尴尬的还有东盛董事长郭家学，2005年郭还表示，“视野将由外向内，加紧东盛对内的整合步伐”，他认为，“宏观调控对企业来说把握好也是机遇。”但东盛显然不算一个好的把握者，由于在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高达 15．88亿元，2006年10月，无奈的东盛向国际医药巨头德国拜耳集团出售其旗下最核心的资产，当一手培养起来的“白加黑”、“小白”、“信力”等品牌为拜耳所有时，郭家学难抑内心的伤痛，“有如万箭攒心”。

对于曾经高歌猛进的顺驰和东盛，很多人都曾预言过他们扩张模式的崩盘，有人就表示“中国的政策有不确定性，不为此未雨绸缪，就不是合格的企业家。”但谁也无法避免这样的崩盘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孙宏斌和郭家学，他们真的是不看大势，不懂大势的企业家吗？在2004年4月，孙宏斌还曾经说：“宏观调控不是不发放贷款了，在天津，我们一直是银行重点支持的对象。在外地，我们的很多项目都已符合贷款条件。”而买下顺驰后，路劲基建董事局主席单伟豹透露，顺驰拖欠的土地费用加上银行贷款余额总数高达46亿元。如果当年没有来自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仅凭冲动，顺驰和东盛恐怕都不会招惹今天的麻烦。

同样因资金困扰而先后向高盛开放股权的还有福耀玻璃和美的电器，他们本来就是业内的领先者，为了保持这一地位不约而同地在过去两年展开了一系列扩张性投资。两者在5天内先后以出让9．98％和10．71％股权的高昂代价，换来了归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企业流动资金的能力，也迎来了高盛这个第二大股东。

“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下，信誉好的企业贷款期限最长一年，而一年时间很难建一个工厂，一套设备。”曾先后与德隆、统一、达能“过招”的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感慨：“你还没有赚回来就要还款，资金链肯定有问题。国家没有形成系统的融资体系，但是使用国际资本也不容易，需要太多的妥协和协调，成本也非常大。”

“本土鱼鹰”在哪？

蜂拥而入的外资改变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生态，这好像一个鱼鹰捕鱼的故事：“洋鱼鹰”成群结队地盘旋在中国的天空，虎视眈眈地盯着水面，而水面下的鱼似乎也无心躲藏。水域的影响自然也不能忽视，由于水里缺少足够的氧分，它甚至为捕捉活动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这样的环境下，更多的下一个“德力西”、下一个“顺驰”将成为必然。

争夺本土企业的比赛，本不应该只在“洋鱼鹰”里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中展开，更应该在国产的“本土鱼鹰”和“洋鱼鹰”之间展开。遗憾的是，在这场争夺战中鲜见“本土鱼鹰”的身影，满耳只听到“洋鱼鹰”的呼啸之声。正如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中国已不缺资本，缺的是能够理解企业价值的资本家，缺的是一整套能够认可和促进企业价值的金融和资本体系。

那些反对外资并购的声音并非不够响亮，而是不够有力：他们旗帜鲜明地喊出民族品牌不能沦丧，经济安全不能忽略，但除了笼统模糊的建议，却没有更好的办法让那些企业不出售也能变得强壮，起码也能避免死亡。

真正担忧的并非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本土企业家精神的萎缩。很多企业家失去了了缔造并带领一个企业成长的荣誉感，他们不再把企业当成陪伴自己终身的“老婆”，而是把企业作为待价而沽的“猪”来养。很多企业之所以不愿意选择看起来“更安全”的金融资本，就是因为产业资本能够支付更高的价格。

“出售的资产毕竟活了，茂盛了，而且不再属于一个孤立的环境，”一位企业家对记者说，“可如果制度土壤不能鼓励企业家留住光荣与梦想，中国还能分享这一轮出售带来的下一轮增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