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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的大股东是阿拉伯王子，但花旗还是美国公司；麦当劳无论被哪个国际基金控股，依然是代表着美国精神的美国公司。
如果有一天，欧美富豪和非洲酋长都知道应把钱投到中国，中国成为全球长期资本中心，那时的中国才最安全
上大学的时候，就看过美国人写的《大国崛起》，今天还能记住一条极深刻又极简单的结论——“大国崛起靠GDP”。这话要放在今天简直就是废话，关键是GDP崛起靠什么？
大国崛起的几个阶段
根据笔者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做出自主创新的发挥——靠国际化。初级阶段靠产品国际化，全世界都买咱们国家的产品，国家崛起就有门儿了。
中级阶段靠资本国际化，根据彼得林奇的理论，选择买了200美元的海尔冰箱，就一定买了200美元的海尔股票，股票投资赚的钱足以让投资者赚几个200美元，冰箱白送。产品受欢迎了，于是国际资本开始对制造产品的公司进行投资，这就是跨境并购与投资，这和初级阶段相比是艰难、惊险、质的飞跃。
国际化中级阶段进程如果顺利，国力就进入高级阶段——货币的国际化。广泛而言，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货币看成一个国家的股票，资本从选择一家公司股票投资上升到选择一个国家股票投资，也就是持有这个国家的货币。
到那时人民币已属于全世界，包括欧美日，亚非拉统统把人民币当做硬通货存起来，就像今天的美元一样。
再往下走，就到了崛起的最高阶段，文化的国际化。麦当劳、可口可乐是美国文化国际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表现为我的法国朋友对《满城尽带黄金甲》连连叫好，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将体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国和平崛起最后带给世界的是“和谐社会”思想的国际化。
经济战略的第三次选择
目前，我们处在快速崛起的关键时期，正面对着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战略的第三次抉择。
28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14年前，小平同志“南巡”及其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揭开了“市场经济”的序幕；现在，我们再度面临这样的抉择：发生在江苏北部的凯雷并购徐工事件，引发了一年多民族化还是国际化的激烈争论，一如当年面对姓“社”还是姓“资”之争一样，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抉择。
第三次选择比前两次选择更为复杂，其原因在于开放系统中选择的复杂性。我们一定不要低估徐工事件。
这起跨国并购显示了目前国企改革前对险境、后临深渊的困境：起于国企改革的迫切需求，受困于国内耐性资本（耐性资本是指愿意承担风险的长期商业资本）的缺乏，最后将影响我们今后对国际资本的国际竞争力。
众所周知，境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拉动作用巨大。但当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受到了以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外资流入地的挑战。尤其是印度，其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高度重叠。印度凭借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正在崛起的工业化能力以及国民英语素质，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力量。中印两个十亿级人口的大国经济的崛起，势必引发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激烈争夺，也将成为中国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的一个重要参考变量。28年来，我们给予三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实际上是我们在国际资本市场建立信誉的巨大成本。如果我们此时对待国外资本转向偏激政策，28年的苦心经营则有可能付诸东流。
目前，全球一体化步步紧逼，国企必须改革，而现实是企业不借外力无法突围，面对舆论的声讨笔伐，各级主管部门并没有积极的表态。然而，沉默比表态的成本还要大：徐工在空转，机械工程产业重组在空转，中国产业升级也在空转。更致命的则是，我们的沉默让国际资本徘徊于国门之外，吸引国际资本的竞争对手们却在开足马力前行，印度向全球投资者推出了100个开发区。
28年前，国企输在体制的起跑线；28年后的今天，国企是否还将输在资本的起跑线？除了重组陷于停滞中的徐工之外，无锡尚德的故事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无锡尚德在跨国基金介入之后，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了私募与海外上市计划，而国有资本被迫在无锡尚德上市之前以18倍获利离场，400倍的国际上市超额利润拱手让人。
无锡尚德故事中的一进一退，显露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体制起跑线上的差距。国企海外上市，有国资委、发改委、商务部层层审批的不确定性，没有两年无法完成。民营企业却可以在半年内完成从引进跨国基金到海外上市的全过程。
建设全球长期资本中心
“想打着兔子就得给猎人配枪”，同样的，要想搞好产业整合，就得给整合者持续提供足够的耐性资本。那么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要解决的难题其实就是：怎样让整合者都能“一只钢枪手中握”？
首先要从耐性资本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待参股和收购国内企业的外资基金。用境外资本武装民族工业，正是美国在一战前后超越英国成为全球“一哥”的奥妙所在。花旗银行的大股东是阿拉伯王子，但花旗还是美国公司；麦当劳无论被哪个国际基金控股，依然是代表着美国精神的美国公司。当年，以“阴谋论”揣测参股蒙牛外资基金的也一度甚嚣尘上，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资基金只为逐利而来，他们关心的是怎样获取超额回报、怎样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收益，谁经营蒙牛、蒙牛事关国计民生几何等问题，不在他们眼中。而今，外资基金早就见利就收，蒙牛却从后起之秀晋级中国乳业前三强。
其次是推动产业基金及私募基金的相关立法，催生一批本土基金。本土基金，需要国内出现一个持有大量现金资产的富有而“懒惰”的阶层。各种富豪榜的上榜人物不属于这个阶层，那些勤劳的富豪们差不多都是耐性资本不足的受困者；这个阶层也不同于中产阶层，我国的中产阶层的闲散资金不足以支撑内地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与企业重组。这个阶层的组成者应该是从房市、股票和并购中获得大量资金的套现者，而目前国内这样的人还不多见。在这个阶层缺席的前提下，本土基金力量的崛起不妨借鉴联想控股的弘毅投资的经验，这家成功整合了中国玻璃的基金就有外资基金的成分。借力外资基金并规制之，弘毅投资为本土基金力量的崛起提供了一条新路。
第三是进一步改革证券市场，为有志于产业整合的上市公司打开融资绿色通道。证券市场是融资平台，然而内地没有一个成功的产业整合者诞生于深沪两个证券市场。大量优质企业舍近取远选择境外上市，其后果近似于外资基金收购内地企业，我们的证券市场还远远不够完善，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改进的当务之急，是内地在资本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加速证券发行方式的改革，变审批制为批股制，让市场把“枪支”分配给最好的猎手，从而使证券市场真正成为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以及外资共同转化为产业整合资本的平台。
对“洋枪”取我所需
再说徐工事件引发的姓“中”、姓“外”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担心徐工们拿起“洋枪”打“兔子”，反被“洋人”（跨国资本）猎杀。其实这颇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大型工商企业发展趋势是股权越来越分散，谁控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控制。而控制的方法有很多种，总的来说，面对中国成长的盛宴，既要让外资基金赚到钱，又要让外资基金遵守中餐的规则，想吃“饺子”，就得学会用“筷子”。另外，通过交易结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设计，保持民族企业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也并非不可想象，徐工的毒丸计划就是最好说明。
分不清“洋人”和“洋枪”，一律排斥或一味退让都是不可接受的。远在唐代，对“洋人”量才而用，对“洋枪”取我所需，大唐盛世记录着对外开放的一本大账。今天亦然。如果有一天，欧美富豪和非洲酋长都知道应把钱投到中国，都能从中国挣到钱，全球财富向中国集中，中国成为全球长期资本中心，那时的中国才最安全——这也才是我国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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