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就是要把真话讲出来，要把现实摆出来，让公众和政府做好思想准备。不能有幻想，有幻想就会出问题。”

　　□ 李鹭芸

　　永远衣装得体、给人印象总是精明干练的樊纲，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出色的理论阐释者。英国《展望》杂志将他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众知识分子，因为“他了解中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或者中国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樊纲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亚太经济及社会事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经济顾问等等。不过，分量最重的，当是去年8月获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此前，以金融专家身份进入该委员会的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等，均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翘楚。

　　樊纲的这一委任，不仅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反响，被誉为“沉浸书斋十年的厚积薄发”，更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这显示了中国政府意识到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与全球市场沟通政策方面越来越重要，同时认识到，听到独立声音的重要性。”

　　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财政赤字

　　去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数据发表后的几周内，美国有关“中国冲击论”的言论一时大增，美国国会大有利用这一事件重新挑起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战役”之势。樊纲化经济学理论为武器，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分析，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在于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货币供应过度。因此美国国会的批评应把矛头指向真正所属，努力地化这场“战役”为无形。

　　货币研究是樊纲专业中的专业。樊纲最担心的不是美国的贸易赤字，而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这是产生全球不平衡状况、造成一切问题的原因。正因为美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贬值的后果需要全世界来承担。

　　美国多发货币的直接后果是美元不断贬值，而且贬值从来是对美国有利的，它的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人民币与美元的摩擦因此就不可避免。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逼日元升值时，日本劳动工资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不到30%，而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工资差距还高达30倍。因此，樊纲估计，中美贸易与货币磨擦，会比当年日美之间的磨擦持续更久。

　　去年8月，樊纲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只要美元的货币体系不改，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现在是寻找替身的时候了。”当年欧元的推行就是欧洲国家针对这一问题的对策。亚洲现在也在考虑亚元的问题了，这是大势所趋，当然这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只要是美元为本位的货币制度问题不解决，世界各国都得面对美元贬值趋势所带来的冲击。

　　“学者要把真话讲出来”

　　1953年，樊纲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但小学刚毕业，樊纲就赶上了“文革”。上中学时，每天必修课是《毛主席语录》。当数学学到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时候，樊纲就“初中毕业”了。

　　由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樊纲不能参军，他先是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锻炼，6年后又插队到河北的围场县农村。到围场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着诸葛亮发明的木轮车拉土。正是这段上山下乡的经历，让他开始了解真正的中国。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樊纲填报的三个大学志愿都是经济系，“下乡看到当时农村那么多经济问题，觉得经济问题是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1989年，樊纲在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作比较研究的专著。1991年，他的论文“灰市场理论”因对中国经济问题独到而精辟的分析，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他出版了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系统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

　　也许正是看中了樊纲在中国发展的每个阶段，对触动根源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有独到、犀利的见解与分析，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的顾问相继聘他担任顾问。而曾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和哈佛大学深造的樊纲，从来就不认为经济学有什么玄乎，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一直坚持把自己定位为理论家———将所有社会与自然的因素纳入自己的分析，更多、更深入地关注基本层面和趋势性的问题，然后提出政策建议。“有人看了我的研究报告发来邮件，说听了我的观点，对于某个问题有些悲观……但学者就是要把真话讲出来，要把现实摆出来，让公众和政府做好思想准备。不能有幻想，有幻想就会出问题。”

　　“预警经济是我的工作”

　　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樊纲不是“经济过冷”就是“经济过热”的声音难免有些刺耳，但他提的政策建议往往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早在1995年，樊纲就提出要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应采取启动内需的政策。他曾撰文提议发行地方长期建设债券，以维持需求的增长。到了1998年，政府终于开始发放国家长期建设债券，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建设的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是我的工作，当年提出过冷与后来预警经济过热一样，都值得自己肯定。”樊纲自信地说。

　　2003年，樊纲是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之一。7月，非典刚刚结束不久，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但樊纲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发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呼吁。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便开始要求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不再新批几类大型生产建设项目。“我希望中国经济形势好，但不要过好，热本身没什么，我担心的是过热之后长期变冷。”樊纲有他的远虑。

　　最近，随着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断显现，大量资金包括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樊纲又提出了他的担忧：一方面使得存款活期化的趋势加快，从而带来社会资金流动性的增强和货币循环加快；另一方面，随着大量资金源源不断进入股市，最终会使实体经济缺乏相应资金支持而受到损害。

　　“过多的资金流动性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不能依赖哪一种单一金融工具进行彻底解决，所有的工具都应该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樊纲的声音就是这样实在，总能切中问题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