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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
从2004年八国集团把人民币汇率制度作为一个世界性经济问题的提出，到2005年主要西方经济体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持续施压，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往往是人民币币值变化对中国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等直接因变量，以及产出、就业等间接因变量的影响。然而，如果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宏观经济学视角出发，我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一种制度静态条件下的经济周期波动，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博弈关系正处于从传统的“小国模型”向“两国模型”的渐进过渡之中。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我们对于人民币汇率体制及其均衡水平，乃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等一系列既定认识都将面临革命性的转变。
在著名货币经济学家Walsh概括的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中，“小国模型”被定义为一国的经济和政策变量不会影响外部世界，因而，外部世界的利率、产出和通胀是严格意义上的输入型外生变量。回顾中国的货币和汇率体制演变史，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经济的确可以适用小国模型———1994年的汇率并轨、1995年中央银行制度的真正确立，对世界而言似乎是无关痛痒的。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稳定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是，1997-2000年间的中国经济还没有到真正影响世界货币格局的时期。直到2001年之后，随着“中国向世界输出通缩”论调的出现，我们应该（但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货币经济学已经从小国模型逐步向两国模型过渡。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对小国模型的固定汇率制国家，汇率压力来自商业性的投机势力；对于两国模型下的国家，汇率博弈则处于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恰恰说明中国汇率适用两国模型。
在原先的小国模型中，无论是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均各有得失。浮动汇率使一国免受国外价格扰动的冲击，但是汇率可能过度波动。固定汇率固然可以屏蔽波动，但经常项目收支和外汇储备容易成为投机性资本流动的信号，从而引发货币危机。这就导致了一个基本认识错误，无论是国际投机力量还是境外学者，甚至中国的货币经济学家均把中国作为“固定汇率制度下的小国模型”加以认识，因而货币投机与货币危机似乎是可以期待的事情，而中国中央银行的最优决策似乎是放弃对汇率的干预。事情显然不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即使中国货币当局放弃了严格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度，但绝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放弃对汇率的干预，原因在于中国正在逐步适用于“转型中的两国模型”，人民币汇率过度波动（无论升值或贬值），对世界或中国的影响均可能是灾难性的。
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特殊的金融稳定需要，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认知面临三大革命性转变：
一是合作性的货币政策优于不合作的情形。两国模型揭示，如果把足以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国家之外的地区设为另一个国家，则两国均具有扩张货币-贬值-增加产出-形成贸易顺差-形成持续消费净增加-福利增加的冲动，其结果是汇率的持续波动和实际净福利损失，因为没有国家能从竞争性贬值中获得好处，而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产出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合作、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是理性预期下的必然结果，否则，中国将是零和博弈中吃亏的一方。合作意味着汇率干预，或者说，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仅是中国货币当局的问题，也是中国与世界应逐步共同实现的目标。
二是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将严格实行国内物价和对外汇率的双稳定。在从小国模型向两国模型的过渡期，可以预期中国将面临持续频繁的汇率压力。无论是8国集团还是20国集团，显然希望通过其本币的贬值获得福利收益，而旗号却是所谓市场化转型的必要步骤。这就考验着中国货币当局的智慧，必须及时从小国模型的迷雾中解脱出来，不能以投机力量攻击泰铢并得逞的个案套用中国———小国经济对外部世界没有影响，而打击人民币或中国经济对世界而言将是双输。因此，任何施压人民币的说法均是不可置信的承诺。相反，可置信的承诺却应该来自中国的货币当局：人民币汇率的日波动只能在一定区间内，否则就干预。
三是货币联盟将跨越东亚直接进入世界层面。2000年前后，我们的亚洲邻国就有“亚元”和“亚洲货币基金”的动议。事实上，在两国模型下，人民币可以直接与美元、欧元等主要世界货币实现合作，而超越地理限制。这是因为，从经济的关联度看，特别是银行改革所导致的美国和欧洲银行业、投资银行业大幅度进入中国，主要货币间的合作将随着金融机构合作而显得尤为重要，欧美金融业尽管在近期是参与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力量，随着势易时移，它们的介入反而可能成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做市商。
两国模型告诉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面临着深刻转型。人民币汇率稳定将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任务———尽管现在的情况似乎是相反。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说教式的论调往往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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