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下午，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做客“VC人生”栏目现场，就鼎晖创投的投资理念、与VC合作的标准以及对创业、投资角色的转换等问题与网友做了深入的交流。

　　不会退场，就没有进场的资格

　　主持人：王总，看到您的个人经历以后，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您总是选择在巅峰的时候急流勇退，您在万通的时候如此，在IDG的时候也是这样，您是功成身退，还是另有隐衷呢？

　　王功权：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因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进行自己人生设计的时候，实际上我一直是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不会退场，就没有进场的资格。一般的来说特别是在人生道路上，在事业上大家往往起步固然难，但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来调整自己的道路，来结束自己的一个事业历程，这是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般来说我会觉得当我所参与的一个事情，如果是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会去想，就是说再往前走对我来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挑战？如果假如觉得这种挑战不是特别大的话，我会希望能够调整自己的人生道路。如果进行这样的职业调整的话，最好的选择是在一个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选择，因为如果是在一个走下坡路或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选择，你们可以想像到这时候的选择是多么尴尬，所以有的时候和自己这样一些考虑有关。

　　主持人：但是您的经历其实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您看您是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创业，先进的是政界，然后经商，然后去的风险投资界，用一句核心的语境概括您的经历，就是从地产业教父级人物到本土风险投资领域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在1990年的时候，有人说当时您和冯仑是当时枭雄企业家牟其中的左膀右臂。您能谈谈那段时间的经历和感想吗？

　　王功权：首先我纠正一下，我不是什么教父级的人物，我最初的时候介入了地产界，并且和我的一些伙伴创办了万通这个企业。现在我原来的这些合作伙伴做得都很好，我很少谈到在房地产这个行业我是懂不懂，做得好不好，很少谈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教父级有点承受不起，教父蛮多的。91年的时候我们冯仑，潘石屹我们一起创办了万通集团，在那之前确实有一段时间我和冯仑在南德集团牟其中那里工作过，我和冯仑先后都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我们都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都离开了。不过牟其中先生个人后来走了什么道路，实际上至少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在牟其中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主持人：但是您和冯仑等人当时创办了万通公司的时候，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的教父级人物。但是1995年的万通六君子开始各奔前程，当时冯仑还继续留在地产界，但是您当时是怎么放弃轻车熟路，而且利润算比较丰厚的房地产产业，而一步踏入了当时对于中国人还很陌生的风险投资领域呢？

　　王功权：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多次问到这个问题，应该讲那时候整个房地产市场还不是非常规范，不像现在市场比较规范，专业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在94、95年的时候中国房地产这个产业刚刚兴起，时间不是特别长，那个时候这个产业包括一个企业到底如何做，有很多方面的东西应该说是不像现在这么有经验，思路这么清晰，那时候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和混乱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正好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发展的潮势，所以我们有幸在当时完成了原始积累，形成了这样一个企业集团的规模。但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房地产开发建设管理上我们真正走向了专业化，所以实际上当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专业化的挑战，这个是说心里话，我当时感觉到我无非面临两条道路，一条是我出去学习，另外一条就是要在实践中逐渐摸索。我觉得这种摸索对于企业来说代价太大，对于我个人来说路径太长。所以我当时特别想能够学一些国际上新鲜的东西，这个在很多其他的访谈中我也都反复谈过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事情，在一般场合下我也不太愿意讲，大家知道房地产业是和各个方面政府的管理权限都相关比较重的一个行业，要经常的跟政府各个部门去打交道，然后进行公关等等，甚至会涉及到一些其他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些事情跟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的选择和自己所坚守的一些东西是相悖的，所以就面临着如果在这个领域中继续做下去，我可能就有些事情要调整自己坚守一些的准则。假如说要想坚守自己原来的准则可能就不能再继续做下去，所以当时我不太愿意面对更多的跟政府打交道的事情，所以后来一想，怎么办呢？企业要前进，社会现状不是我们个人能改变的了的，我至少能够改变我自己，所以当时很强烈希望出去学习。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集团发展过快管理上存在问题，我个人能力被挑战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有，在那个时候自己有时候感觉压力也挺大，所以希望能够调整自己。但是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我们一个伙伴，潘石屹，他也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接任我的总裁职务，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选也没有办法成就我自己的这个道路。

　　主持人：但是有报道说在94年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风险投资这个领域了，当时的时候你担任的是万通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那个时候并且你们已经对亚信进行一些投资，在那个时候您觉得真的开始关注风险投资领域，还是说是因为当时万通集团他的资金比较富裕，而开展的一个多元化战略的发展？

　　王功权：应该讲这不是一个多元化战略的发展，万通那个时候正好面临着要向专业化走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中，我来调整自己也是为了使万通能够更加向专业化走，包括所有者跟经营者之间的分离，等等类似这样的东西。当时实际上万通集团在国际上希望比如说能够引进一些投资商，引进国际的管理，做一个国际上的窗口和平台，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些战略作用，没有想从战略上坚决的进入到风险投资这个领域，这是没有的。

　　为什么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坦率地讲，中国政府当时对民营企业对外的投资审批额度是很少的，我们在海南政府获得不到一百万美元的对外投资权的批准，在这么少的一个资金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做更多其他的业务，我们只能做一些很早期的投资，而试图给万通集团引进管理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努力，后来都由于诸多方面原因，有的媒体也有报道，也都不是特别的成功，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于我这样一个离任的总裁，实际上重要的问题是面临着向何去的问题。我一个是选择继续做万通总裁这样的职责，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历程。因为那时候受到硅谷风险投资，新技术影响，所以特别强烈渴望开始自己新的道路，实际上当时是我个人的决心，甚至于我们个人往这方面走，在很多程度上也是我们万通经济也比较困难的，所以是自己迫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刚好每个那时候也提供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就介入了。那时候我们做企业的同时，跟冯仑，潘石屹我们进行议论方面的探讨是很多的，我们在实际操作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一些问题的深入层次的思考，大家从冯仑现在他的一些习惯上也能看出来大家都是比较善于思考问题的。

　　主持人：据说1995年的时候您曾经到美国考察，要给万通集团带回来国际管理经验，没想到您却迷上了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为什么？

　　王功权：在我们思考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道路整个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原始资本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过去我们这个社会个人都没有财富，也没有比如说自己的前辈给留下来多少多少家产，所以大家基本上是一贫如洗，又要走到市场经济这个领域，投资又需要有资本，然后大家都没有资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些企业起步起得非常非常艰难，也就是说那时候知识、技术等等，包括一些创新的想法实际上不是那么被认可的。这样的话，没有资本，但是这些创新的行为怎么能够得到支持？我们原来在考虑民营企业发展的时候，就是大家能不能摆脱所谓的原始资本原罪的问题，这你们从冯仑的讨论都能看到，苦苦不得其解。到硅谷之后我们发现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对知识，对专利，对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的价值认可，解决最初的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创业团队怎么能够跟资本对接的这样一个问题，再加上中间运作的一些机制，所以我最后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应该讲这是对风险投资的认知和理解，我认为是比我后来操作还要走在前边，我相当于先理解透这个东西，后更多的做这些事情，这也是我们的习惯，我说我们是指我们万通这些同伴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习惯，容易新去考虑问题，然后再去做事情。

　　主持人：98年的时候您接受周全、林栋梁的邀请，正式加入了IDGVC，对于当时没有多少风险投资行业专门经验的您来说，您觉得周全和林栋梁看中您的是什么呢？

　　王功权：在这里我特别想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感谢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周全先生还有林栋梁以及IDG这些伙伴，当时一个是受资本力量的限制，另外从专业上我自己也感觉到摸索地比较孤独，虽然得到硅谷一些风险投资界前辈的指导，但是仍然自己没有在这样一个正式体系中操作，所以等到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当时面临的选择一个是回到万通继续我原来的万通总裁的经营，另外一个就是走向风险投资的道路。特别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周全和林栋梁先生，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实质上你如果说他们看中什么？他们可能是看中我对中国本土各种商业模式的理解，本土创业的一些经验跟团队的判断和配合，但实质上我加盟IDG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想在投资运作上跟他们学一些国际上的东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周全先生还是非常感谢的。

　　主持人：在IDG期间您主导投资了3721、金融界、万网、框架媒体、中华学习网等很多公司，您当时是怎么发现和决定给他们投资的？

　　王功权：就做了这点事，都让你们知道了，真是不好意思。应该讲IDG是一个合伙团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项目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人的成就，包括发现这些项目每一个不同的项目都有不同的来源，然后也是不同的人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进行项目判断和决策有时候都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比如在这里面周全几乎所有的项目他都是要参与评估和进行决断的。后来大家把这个成绩算给我，是因为在合伙人分工的时候，这些项目主要是由我来负责的，当然这些项目比如说最初团队的评估，考察，决策，我也都参与了，有些其他的一些项目我也有所参与，比如包括像携程的投资等等类似这样的。但是这几个项目后来是由我跟进的，所以大家说这几个项目是我自己的主导投资，这不是我说的话，都是业界讲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负责者，当然我做事情比较尽责，所以我负责的项目我会花费很多的功夫和精力来推动这个企业的成长，我也没必要那样谦虚，确实在这些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花费了很多很多心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以他们成功，我都是挺欣慰的，同时我也非常感谢IDG这些伙伴在我推动这些项目的时候跟我的配合。

　　主持人：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能理解，当时你们给创办3721的周鸿一投资的时候只投了几十万美金，在98年的时候应该赶上互联网第一轮热潮，当时只投这么多钱是觉得对这个项目看不准，但是不投的话又怕失去这个好项目的机会吗？

　　王功权：实际上投多少钱占多少股的机会是一个市场博弈的结果，那时候创业团队找到风险投资的机会不是那么多，所以当时IDG他们就会抓到比较早期的机会，并且能够谈到很好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当然希望能够尽可能降低一些风险，少放一点资金，多赚一些股份，那时候主要考虑对于这样一个公司在一段时期里到底他需要多少钱，周鸿一是一个创业欲望非常强的人，至少在那个时候也是善于低成本运作的人，当时公司的规模也很小，我们对公司如果做价高的话，应该说价格当时是不值那么贵的，但是如果做价低的话，我们投资多，对公司的股份稀释就太大，所以投那么多，占那么多股份，是当时公司互相之间商务谈判讨论反复权衡的一个结果，但是他就是属于在那个时候你给提供一点条件，他就能够跳起来的人，所以他后来就做起来了，当然后来我们又和很多机构又投资了，以后又对他进行了追加投资。

　　主持人：2004年您写了一首《临江仙·IDG VC六年有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齐肩击浪鼓，挽臂放华帆，无须温酒待捷传，VC神话里，人道有八仙，洋溢着你们IDG八位高级合伙人的同心协力、事业蒸蒸日上的自豪感。但是一年后，在05年的时候您却不再和这些伙伴们齐肩击浪鼓，挽臂放华帆，而是接受了鼎晖的邀请，做了董事总经理，当时是您觉得IDG VC给您的平台不够施展了，还是您确实想树立中国本土VC这样的品牌呢？

　　王功权：好尖锐的问题(笑)是这样的，首先我一点都不是在做作，就是特别怀念跟IDG的那段时光我们这些合伙人大家在一起合作的日子，应该讲回过头来想起来，都想不出来哪些大家不愉快的事情。所以我写的那个词所表达的基本上是我们当时一个真实的心理写照，为什么后来我离开了IDG，因为实际上那时候IDG的基金规模不是足够大，我们的合伙人相对比较多，应该讲IDG在风险投资领域当时不管从规模，合伙人的结构，以及他在投资上风格和当时的一些特点，实际上是在那之前应该说是比较适合当时的情况的。但是往后看，实际上都已经在面临挑战了，基金规模小，合伙人多，然后做的项目都是特别早期，每个项目投的比较少，投的数量比较多，这样的话带来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业界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关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曾经和周全都多次讨论过这个事情，我认为大家如果是比较好的伙伴的话，最好是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大家互相有个照应，我是比较早的跟周全提出这样的想法，并且周全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所以实质上不仅仅是我自己，当时我们几个多次反复讨论是不是分头去做自己的事，然后再互相联手，因为毕竟当时这一个舞台已经显得有点拥挤了。

　　在进行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我是一个行动者，我过去你能看出我的性格，当我决定要做事情的时候是相对来说决断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正好我们前两个基金投完了，要进入第三个基金，第三个基金一签的话又是几年，所以这时候我提出我先走了。当时当然会像业界大家理解这样，找一个身体上的理由需要休息等等这样的理由，但实质上确实是有一个我们大家是在一个舞台上继续往前走，还是分头寻找发展空间，然后大家再怎么联动的问题。还好，实质上我离开之后大家也很快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有人行动了，所以IDG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比如说迅速募集了基金跟ICI合作，投资战略也在进行调整，实质上和这些也都是相关的。

　　这里确实没有，我自己反复想，比如是不是有哪些不痛快，不愉快，也谈不上，但是肯定有一些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就包括比如说对被投资的公司，对创业团队如何去评估，如何去看，由于我自己是一个本土的经历，有些会和他们周全和留学生的观点会有所不同，但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这种不同会形成工作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互补。

　　主持人：在鼎晖期间，您主导投资了奇虎网、华道数据和一起发网络广告联盟，基本还是TMT领域的项目，但是人们普遍的意识是鼎晖过去习惯于投资传统行业的项目，如蒙牛。您的加盟，是不是意味着鼎晖的投资方向是不是做了根本性的调整？

　　王功权：这里有一个事情需要跟业界解释一下，鼎晖投资是一个商业品牌，一个投资品牌，鼎晖投资的下面现在有三只基金，一只叫鼎晖成长基金，就是以吴尚志和焦正先生领导的基金，蒙牛等等这些传统性的产业痕迹比较重的实际上一直是鼎晖成长期间投资的。我加盟鼎晖投资使命是什么呢？那时候跟吴先生和焦先生一起讨论，鼎晖投资准备创办一个鼎晖创投基金，也就是说在原来的传统投资成长性基金继续投原来这种风格项目之外，想开拓一块新的业务，所以我加盟鼎晖是受命来创办鼎晖创投基金，所以在06年的上半年我和王树几个人到鼎晖来，当然我是先进去的，做些筹备，最后创办了鼎晖创投基金。鼎晖创投基金是两亿美元的基金，当然这就明显带着VC的痕迹，这是鼎晖整个在战略上多出的一块业务，而不是整个大方向做了调整。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鼎晖有一个投资理念，就是喜欢和业界进行联合投资，这一方面优势确实能够避免同行业之间价格的一个拼杀，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同时进入一家企业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利益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冲突呢？

　　王功权：合作问题一直是在商场中的一个大家没法回避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合作还是竞争？这一直是一个经典的问题。不同的机构会有不同的考虑，对于我来说和对于我们鼎晖来说，我们比较倡导的是大家都合作，都合作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可以发挥大家不同的优势，我们认为一个成功的公司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力量和简单的资源就可以推动成功的，我们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资源组合在一起。第二，确实有这样的，比如说大家都看好一个行业，然后分别投资不同的公司会导致激烈的竞争，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终归来说这是两败俱伤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对一个行业，对一个企业都有共同的评估上的认知的话，如果大家能够考虑联手来做我们觉得是很好的，自然会有一个很挑战的问题，比如说联合投资基金大家能不能合作得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合作实际上需要妥协的，合作是需要大家能够有充分的理性，然后去尊重这种理性本身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站在自己立场上。在妥协和充分理性这两件事情上，我认为鼎晖的这些合伙人，包括我自己，我对于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是很自信的，我几乎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如果是大家有了共同的目标，我跟布什也能合作，我跟拉登也能合作(笑)就是说我认为既然都是投资基金，并且是有共同的比如说在境外上市的或者境内上市的目标，大家应该是坐在一个板凳上的，在这个过程中说基金之间协调不下来，发生冲突等等，这种情况在业界也不是没有，但是你能注意到在鼎晖，在IDG，至少我负责的项目里没有出现跟我们联动投资者大家互相之间竞争到不能协调的程度，所以这个可能是不同的基金要根据自己团队的风格进行设计，我们愿意寻求合作，并且对于合作不来的这种情况我们判断概率很小，我有时候开玩笑，老婆是最难合作的，你跟老婆都合作了，还有谁不能跟你合作呢？(笑)

　　主持人：您选择跟你们合作的VC有什么标准吗？

　　王功权：你这是很挑衅的问题(笑)大家在行业竞争中品牌、量级、业务规模上都出现了不同的程度，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免俗，我们当然选那些对我们更有价值的，基金的业绩和风格，或者品牌基本上大体在相互量级的基金合作，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对被投资公司以及行业上的认知会比较接近一点，然后强强联合也会效果更好一些。当然也不排除比如说在有的时候，在某一个个案上有另外一个基金，他在某一方面对这个企业有很好价值，这个价值可能恰恰是我们缺的，可能这个基金的品牌不一定那么强力，但我们觉得也可以合作，因为在这一个点上他有跟我们合作的价值。所以我们合作得还是比较宽泛的，当然不会是说跟所有的基金都能够合作，我希望是这样，但那是不可能的，就像希望全球人类都幸福，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是一样的(笑)

　　主持人：王总，您知道吗？周鸿一现在谈到你的时候一直都说非常感激你，因为您给他的不仅仅是资金，而且还给了他很多经营管理上的指导和帮助，他说他当时企业发展遇到很多困难，自己几乎束手无策，可是跟您一讲，但是您都全明白了，因为您自己做企业时都经历过，并且告诉他该怎么做。从这个现象来看，是不是往往VC进入一个企业以后，尤其是那些投早期项目VC的话，是不是都成了企业保姆了？

　　王功权：首先借这个机会感谢周鸿一经常在很多场合对我表示感谢，实际上鸿一太客气了，他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有创新精神的一个企业家，实际上我对他的帮助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大，我想也许是他很愿意去感念那些经常帮助过他的人。不管怎么样，应该讲在过去共同推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因为企业成长的并不是那么顺利，所以我们确实共同渡过很多艰难的岁月，在企业先前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很严峻的问题，很挑战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会给他一些主意，一些参谋性的意见，这也是难免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能够给企业提供的一个帮助。至于说在那个时候能够有些主意，然后面对一些问题态度比较从容，第一，首先我年岁比他大，我自然会相对来说面对事情会相对比较经验多一点，再一个，在中国这么多年企业的成长，我是创业过的，我是做过很大规模集团的总裁的，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连潘石屹这样的人我都领导过的(笑)不好意思啊，潘石屹。所以对企业遇到一些波折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从心态上处变不惊，在这些方面可能和自己的心理素质，自己的经历都有关，所以鸿一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可能会有这样一点，但是确实没有起作用像他说的那么大，鸿一的成功主要还是他自己道路的成功。

　　主持人：王总，您一再给同一个创业者投资，比如说像周鸿一和齐向东做3721时，你给他们投资，等他们做了奇虎网后你又给他们投资，甚至后来更发展到与周鸿一一起做风险投资，比如06年底你们联手投资一千万美元给火石软件。您觉得是好的项目太少了，还是说好的创业者太少了，或者说投资给自己熟悉的人比较有保障呢？

　　王功权：你问的问题真是太尖锐了(笑)应该讲在过去共同推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跟周鸿一我们之间确实建立了一定互相的好感和信任，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冲突，没有摩擦，你可以想像鸿一的性格，特别像我们这样的这些老民营企业出身的，有时候在一些问题上也是很固执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之间能进行很好的沟通，也有一个很好协调的这样一种经验，有这样一个相当于可协调的机制。并不是说是熟人就去投资，或者说是我投过的人就比较偏爱进行投资，并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是因为周鸿一长期打拼在互联网这个领域，他对互联网这个行业的理解确实是相对来说有些自己比较前瞻性的东西，奇虎就在WEB2.0就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他已经表现出来一个经历了很多创业道路之后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稳健，比较成熟的企业家考虑问题的思路，在他这里表现得比较明显。所以进行各个方面的权衡，我最后还是选择投资了他，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因为这里的合作伙伴也比较好，大家相当于集中资源来推动这个企业，所以这里会有合作过的人，你要投资的话，你会觉得容易沟通和容易理解，但是仅仅有这个是不够的，还取决于他在什么时候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用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开始一个什么样创业的历程，这也是有关的。应该说可能他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吧，所以他就在那个时点上做了那样一件事情，让我们一看就觉得这个事情可投，所以就投了。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现象，从创业者到民营企业家，再到风险投资家，是中国产经界引人注目的现象。过去是商而优则仕，企业家一小有成就就拼命想进政协、进人大；这几年开始走向商而优则投，不少企业家转行成了风险投资家，比如周鸿一、丁健、邓峰等等。可以说，您是商而优则投的始作俑者，是不是可以理解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风险投资积极筹集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以至于只有企业家他手里有了钱以后才有这个条件进入风险投资呢？

　　王功权：首先我认为是和什么有关呢？这些年风险投资在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它的萌生成长正好跟国际上比如说互联网这样一种技术应用结合起来，这个领域相对成功比例比较高，所以就会吸引更多人愿意介入到这个领域中来，和整个行业发展大的背景是有关的。另外一个，对于一个创业者他领导一个企业创业成功之后，他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要有钱，第二就是他领导创业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会积累很多经验，他会希望把这种经验能够用到推动帮助其他企业的成长上。再有一个，对创业者会有惺惺相惜的情感，他自己创业过，他对后来的创业者感情会更加亲切，所以他能够体谅，所以这些因素都在那儿就导致很多企业家最后走向了投资家的道路，所以我想首先是这个行业大背景的发展，其次也和他们这样一个经历有关，但是你会注意到一点，很少有做投资的，然后回去又做企业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

　　主持人：那为什么呢？

　　王功权：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问题(笑)曾经沧海难为水，做了投资，你看了很多的项目，然后你会更多的习惯去从风险这个角度看一个公司，然后你会努力地去用一个尽可能的求其完美的这样一种目光要求一个企业，所以养成了一种习惯是什么呢？是比较容易求全。这样的话你自己再去创业一个事情的时候，老是从各种角度去评估风险太大，但实质上你想总不能说我今天创业，明天就拿到风险基金，所以肯定要有一段风险基金，不能够认同的这段时间里要勇敢地走出去。做基金管理做久的话，这段就有点老觉得是风险了，实际上创业一定是件年轻人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创业应该是那些经验不是很充分的人的事情，因为他们会很大无畏，在很多要素还不是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敢勇敢地去走，这些东西都是创业最基本的素质和心理，如果各个方面都很老道，有很多很多经验，再从头创业能不能创得好我不敢讲，但是我认为从国内国外成功概率来说，实际上还是第一次创业成功的人相对占总比例会大一点，如果说成功的企业有一百个，第一次创业成功的是会占比例大一点。原来成功的又创业成功的比例会小一些，我并不是说对成功的企业家不能投了，但是成功的人都得罪不起(笑)。

　　主持人：王总，其实人们都一直觉得金融界的人士都是比较利益至上，枯燥浅薄，但是我却看到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词人，您的这种优秀沉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王功权：我是早就比较喜欢文学方面的东西，从中学的时候作文就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的，后来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所以就觉得好像学习不好的才去学文科，这样的话我们也很庸俗地学了理工科，但是从小养成了这些对文学的爱好，一直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这么多年来常年的保持每个月有四部大部头的书在看，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自己可以毫不谦虚地讲，在四部大部头中一定要有一部小说的，我对这些东西除了个人比较喜欢之外，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平时生活确实压力很大，但是会有不同调整自己的方法，我的做法就是一头钻到书里去，所以我就读了大量的书，至于说词呢，因为是这样的，我主要是填词，词呢，相对来说它精雕细琢，用词用字特别讲究，篇幅又不是特别大，而且它比较适合用零碎的时间进行创作的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坐在车上会觉得哪个句子里边哪个词哪个字怎么用才好，这个东西你要是搞大规模的创作就可能不太适合，所以应该说一直是比较喜欢，但是我的词我自己知道，真的在词海里面，我的词还算没入门的。

　　主持人：您太谦虚了。您的中年情结很严重，比如您在《临江仙·万通六合伙人重聚步罗公韵》词中说，中年情正好，苦乐一杯中；在《永遇乐·次韵老屋主人词友》中又说，人到中年，岂堪回望，峥嵘寒暑。这种中年情结，是不是导致您把风流几度争雄的英气渐渐内敛，而开始乐于成为躲在成功企业家背后、呆在小茶馆里喝茶的淡定智者？

　　王功权：你太高估我的境界了，很伟大的成功企业家和光辉灿烂的人站在前面，你不躲在身后也不行(笑)我们做投资的来说，大家久了之后会比较，因为你做得好不好，主要看你具体投资的项目是否成功，这种成功都以是否上市或者卖给上市公司作为标准，所以你虚说是没有用的，所以你自己说一些虚的东西变的没有意义。再加上久了之后我们看投资一个又一个企业，看到一个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起来，久了你渐渐看多了也就是这样，当然从我个人人生道路上来说，我原来也是做过企业家，也曾经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所以久了之后会觉得还是淡漠一点好。至于说为什么人到中年这类的感触相对比较多？实际上年轻的时候青春，有时间，所以充满热情，年老的时候就看淡了，没有那么多压力了，但是中年是不一样的，中年叫上有老，下有小，在工作岗位上，在家庭上都处于一个压力最大的一个状态，而且在这个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未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没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情，一种现实的逻辑又逼迫你必须走下去，这实际上是必然会有一种沉重的沧桑感，他不像年轻的时候我有未来，我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你可以做梦，这时候已经没有太多梦了，你道路很清楚，你有一个必然的路径，你只能做这个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肯定是有一种悲壮精神的，而且里面肯定是有一些无奈的，这是肯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比较多一点，肯定会有一些内心深处的感触，再一个，有时候自己又喜爱文学，写一些诗，写诗的人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相对比较敏感，看着夕阳，看着花草就会很敏感，我想中年的一些感慨你将来也会有(笑)你现在多好，年轻，一切都是那么阳光。

　　主持人：你有一首词就是《南歌子·辞职》，这时候您还能够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王功权：我记不下来，词太多。

　　主持人：但是中间有这样两句我印象特别深刻，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是这样写的，情缘尽处莫徘徊和执手江湖不必两相猜，那是什么时候写的？

　　王功权：是，那个时候是大体我离开IDG的前前后后的时候，很多人问起我这个事情，是不是这里隐含了对IDG的不满等等，实际上没有，这是一个首先写词就是闲愁的事，多数历史流传下来的都是愁绪相对比较多一点，再加上习惯性的爱好导致习惯性的夸张，会有这样一些，就是捕捉内心深处，哪怕很细微很敏感的一种感觉。当然任何一个人当你离开一个你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环境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些伤感的，你总会问自己为什么，别人也会问你为什么，这时候会说你是不是在这儿混不下去了，是不是你们之间有矛盾了等等，所以我才说叫执手江湖不必两相猜。情缘尽处不是说友情，感情，这是两回事，就是大家走到今天需要感觉，或者什么原因导致我想离开，那我认为这是情缘，在这个事情上以这种形式表达的缘分，所以这只是一种人生态度而已。我告诉你，也包括其他的网友，千万不要跟诗人认真，真的，他们写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感触，有的时候是夸大的一种感触，他不一定是一种现实的很准确的一种描绘，但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在里边，因为就像你今天还在问我离开了是不是因为有别的什么原因？就是说执手江湖不必两相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