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市场冲击，金融机构的反应素以羊群效应著称。这种行为的出现，受到复杂但有缺陷的风险管理模型的驱动。这些模型认为，个体机构与其它市场参与者之间几乎没有互动。不过，尽管存在这种趋同冲动，在此次信贷市场危机中，银行的风险管理表现绝不能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结果的全然不同十分惹人注目。

　　在一个极端，高盛(Goldman Sachs)表现卓越——发布的收益数据节节攀升，抵押贷款空头头寸的巨额利润抵消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投资损失。而在另一个极端，美林(Merrill Lynch)和花旗集团(Citigroup)减记了巨额美元资产，并失去了首席执行官。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

　　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直到最近，高盛一直是合伙制——这是人们发明的最好的风险控制机制之一。合伙制要求对共同利益进行高度的互相监督。尽管高盛已成为上市公司，但这种文化仍然得以保持。从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上月在沃顿金融会议上的讲话中，显然可以看出这点。

　　他解释道，公司不仅坚持市价结算原则，还非常强调确保经常就风险问题与高级管理层沟通，“更多关注”潜在问题风险，挑战“企业集团领袖应就影响整个公司的风险做出独立决策”的理念。通过众多管理委员会对风险做出全面评估，该公司成立了严格的问责制。

　　最重要的是，高盛将与业务经营人士相同的地位、名誉和回报，给予参与控制职能的人。该公司不断将人力资本在风险控制与业务运作之间反复轮换。

　　不妨将高盛与其它任何一家大型银行做一下对比。在那些大型银行，风险管理常常沦为纯粹的合规行为。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交易员总会找到绕开规定的办法。如果延迟的时间不够长，就给予那些银行主管奖金及其它奖励，那你就陷入一个过山车式的循环：回报率不断增长之后，总是伴随着惨重的损失。

　　这与董事会结构也不无关系。在美国的治理模式下，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往往没有分离，而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是非执行董事，他们通常缺乏风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最近一轮信贷周期中，这些非执行董事允许整个银行业体系的风险大幅上升。他们还批准了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待遇，其中包括失败奖励，这鼓励了风险的上升。

　　花旗集团前高管皮特·哈恩(Pete Hahn)目前是伦敦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教师。他提出，银行董事会常常太像退休俱乐部。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去年底，除了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以外，美林的12名董事中只有3名年龄在60岁以下。尽管美林的董事会成员颇为著名，但他们几乎对银行业和风险不具备全面的专业知识。

　　相比之下，高盛的董事会除布兰克费恩以外，还有另外两名执行董事以及该公司前高级合伙人斯蒂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因此，高盛董事会有一个专注于风险规则的核心小组。高盛的董事总经理中还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杰拉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外界认为他是金融危机方面的卓越专家。

　　如果你认为在愈演愈烈的信贷危机中，高盛必然不会受到不安情绪的影响，这种想法是愚蠢的。高盛自己的对冲基金就存在问题。但是，高盛确实与Knight Vinke等股东维权者目前抨击的“大型银行”模式存在显著不同。高盛以批发为主的业务活动存在多样性。不过，虽然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但它们也带来了真正的协同效应。

　　显然，银行治理亟须反思。由于其与众不同的模式，高盛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有趣的素材。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Quintain的董事长）

    ■约翰-普伦德(John Plender)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