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杨

　　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十年，也足以磨一剑。

　　中国的风险投资业(以下简称VC)，从1998年“中国也有风险投资？”这样的疑问中走过了10年，如今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VC大国。根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境内有360家VC投资机构，拥有超过660亿元的投资规模。

　　这还仅仅式一个开始，也不会是一个顿号。

　　随着相关的政策的放开，创业板的推出，资本市场多层次的建设，以及中国经济的利好发展势头，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下一个十年，将是风险投资的“黄金十年”，依然有挑战，也依然会有磨躏，也会有起落，但三味真火之后，炼出的才是真金。

　　为此，站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将陆续推出“风投十年”系列报道，记录、见证、反思和展望中国风投业的原生态。

　　1998年，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向政协提交的《关于加快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当年“两会”的“一号提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评价：这个提案把VC投资从原来的星星之火催生成为如今的一项事业，而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也被业界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时间走过10年，最初成思危提出的VC在中国发展要采取三步走的战略。“按照目前来看，当初预计10年完成这个大三步走的战略，目前也能基本实现了。”2月29日下午，在回顾当年的“一号提案”时，欣慰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探索和尝试了近10年后，中国的创业板终于有望在今年内推出。

　　一直以来，成思危都评价自己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整体上是乐观的，但是行动上则要非常谨慎。“VC投资目前在中国的急剧发展、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推出、创业板的设立、股指期货的开始，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成思危指出，比如中国VC投资现在的主流思想是“摘快熟的桃子”，而不愿意“把鸡蛋孵成小鸡”。

　创业板时机恰当

　　《21世纪》：1998年您代表民建中央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认为将风险投资的理念撒遍了神州大地。现在回想，您是否有预想到当年的这份提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毕竟站在当时的时间点上，风险投资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发展了15年。促使这份提案发挥这么大作用的内外部因素是什么？

　　成思危：有些事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去做，就会事倍功半。1998年的提案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响，从目前来看也得到了很多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和条件成熟有关。

　　其实，自1985年起中国就有VC投资的实践，但在1998年以前一直发展缓慢。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条件不成熟。直至1997年，国内还有许多人甚至认为VC投资是教唆人非法融资，而从实际操作层面，大部分人也是把VC投资当作常规投资手段的一种，是对回报率有要求的。

　　1998年前后，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内部而言，当时国内科技界和大学里有大量科技成果需要转化，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却仅有20%转化成产品，建厂生产的不足5%。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外部，美国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海外VC机构也有一部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做投资的机会。加之1997年，在当时科技部副部长邓楠的主持下，国内首次对国外创业投资发展问题做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确切地给出了风险(创业)投资的概念，提出了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发展战略规划。

　　《21世纪》：每一项新理念的提出都不可能是顺风顺水的。当时社会上就没有对中国是否要发展VC投资有所质疑？

　　成思危：事实上，当时社会上对此有很大的争论，分歧主要体现在VC投资的特点和重点两方面。

　　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了，VC投资是有风险的，是长期的，是组合式的、专业化的投资。但在当时很多人甚至连VC投资的风险与回报是对称的这一点都不赞成；更有人不能接受VC投资3-7年的投资回报周期；也无法理解VC投资作为权益类投资，追求的不是短期效益而是长期效益这一点；更不能理解VC投资需要用自己专业知识帮助创新型企业达到成功。

　　其次则是对投资重点也有异议。VC投资的重点应该是在投资科技创新型企业上，这是中国创造自己的创新能力、创建创新型国家所必需的。在美国也一样，他们的VC投资主要还是集中在IT、医药健康以及绿色技术的投资上。

　　《21世纪》：当年您提出中国风险投资发展三步走的战略。当时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战略呢？从目前看，您当初的设想是否如期变成了现实？

　　成思危：1998年我就提出中国VC发展要走分三步走，第一步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海内外投资者评估并推荐风险投资项目，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项目进行管理；第二步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则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VC投资提供出路。

　　当初设想，用3到5年走完第二步，用5到10年走完第三步。之前我有过一个说法，认为当初的预期过于乐观了，谁也没有预想到美国的互联网泡沫会破灭，因此带动全球的VC投资都走入了严冬。尽管这对中国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但从2001年到2005年，VC投资在中国也相应地进入了调整期。但目前看来，这个预期也能如期实现了。

　　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大三步走的战略，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VC发展应该循序渐进，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1999年很多人都呼吁要开创业板，我就不同意，那个时候开创业板，风险太大了。那等于是把VC应该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广大的投资者。因此我在当时曾经给国务院写过一个报告，提出二板市场的设立也应该循序渐进，走小三步：先设立一个供高科技企业上市的板块，主体遵循主板的上市条件，然后逐步扩大范围，在此基础上再成立独立的创业板。

　　VC要孵小鸡而不是摘桃子

　　《21世纪》：在上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为下一个阶段促进VC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在完善已有的政策、法规基础上，您认为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成思危：VC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推动其发展需要完善和改善多方面的环境。

　　此前，包括《证券法》、《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的修改都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民建中央和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推动专门的《风险投资促进法》的制定，现在对VC投资的优惠还分散在各个法律中，如果能整合起来势必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创造好的文化氛围。为什么在美国的硅谷、128公路会成为美国创新的中心呢？很大程度上就是那里有好的文化氛围。VC投资在这些地方成功很平常，失败也很普遍，人们也认为这种成功或者失败对于VC投资而言也是正常事。但在中国很多人还不能容忍VC投资失败，这是个需要扭转的思想。比如在集中了中国80%以上VC投资的北京、深圳、上海，是否能提倡这样一种文化？

　　还有需要建立一个支撑体系。民建中央除了在参政议政的层面呼吁推动VC在中国的发展外，这些年一直都在举办风险投资论坛，作为中国VC宣传和沟通的平台，同时还成立了风险投资研究院，出版风险投资年鉴以及风险投资杂志，并且联合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风险投资的硕士、博士点。目前我认为没有做踏实的，就是这个行业还缺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协会。

　　我一直都说中国VC领域的首要问题是人才问题。中国是否能改变环境，吸引有魄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到国内开展相关业务，这仍是个问题。

　　《21世纪》：站在2008年的时间点上，对中国VC投资的发展，尽管中国的VC投资发展速度非常快，是否也存在让您担忧的地方？

　　成思危：VC投资是一个组合型的投资创新工具，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还很短，自然也就意味着肯定存在问题。

　　首先，尽管中国的VC投资已经是第二位了，但从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出，其中外资VC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资VC的增长。2001年，外资在中国整体VC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大概是在15%左右，而到今天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30%。在活跃的VC机构中，外资所占的比重恐怕更高。我一直呼吁要发展本地的VC投资力量。

　　其次，很多VC机构的人说，树上的桃子，要摘那些快熟的桃子而不是青的桃子。但这是从金融、从回报的层面上说的。从私募股权投资的本质意义上来说，VC的作用就是要找到鸡蛋把它们孵成小鸡，而PE的功用则是把小鸡孵化成大鸡。如果大家都不去孵化小鸡，又哪里来的大鸡？

　　比如，去年有很多VC机构都在搞连锁型的经济酒店，因为看中了奥运会的机会。从回报上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好的商业机会，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能搞，但这和推动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VC投资应该服从国家目标，支持创新型的企业进行创业。尽管每家私募股权机构都有自己的投资策略、投资组合，后端肯定都会放一点，但仍要将注意力放在前期的高风险项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