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证监会发布的《创业板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与几个月前流传到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以下简称深圳高新协)秘书长黄云手中的一份“民间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只有细微的差距：

　　按照意见稿对备受关注的创业板“门槛”问题的界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在满足“发行前净资产不少于2000万元、发行后股本不少于3000万元”的必备前提下，历年收益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A，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B，最近一年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并保持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

　　与“意见稿”相比，“民间版”的出入仅在于B条件的数额差距，前者约定“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而民间版本的要求为“300万”。

　　标准上的细微差别，并没有影响深圳高新协新近出炉一份《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资源(创业板)调查》的权威性，该调查根据此前创业板门槛民间版A、B两条件的界定，厘选出了符合条件的276家企业。

　　“考虑到我们采用的是2006年的经济数据，2007年企业收益普遍增长，所以基本上B条件标准差距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黄云说，“我们对企业净资产作的统计没有将企业的无形资产计入考虑，并且统计中剔除了已经上市的企业和上市意愿不强的外资独资企业。”他同时认为，相比深圳市政府此前公布的约有“2000家”候选创业板公司的笼统数据，“276”挤掉了相对不实的水分。

　　与此同时，创业板的胎动像一剂春药催生了全国各地政府挖掘本土上市资源的热情，不仅有天然优势的浙江投注了相当多的精力，海南、山东、河南等地亦明显不甘人后，一场围绕创业板的选秀全面拉开。

　　“上市资源”军备竞赛

　　据深圳高新协介绍，此份《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资源(创业板)调查》是受深圳市科技局所托组织的专题调研。据了解，此前的一年时间里，各种粗糙的数据影响了深圳市政府培育上市资源的明确性：

　　最早的，也被引用得最多的一个数据即市贸易工业局披露的“2000家”。“这个数据实际上只是简单地按照企业的销售额和净资产规模做的初步统计。”深圳市科技局人士分析说，这些单一的数字很难反映出创业板的几个核心问题：

　　首先，2000家企业中哪些企业有真实的上市意愿？——“一般外资企业基本没有上市的意愿，这个可以剔除掉。”上述人士说。

　　其次，如何分辨并剔除那些有规模但欠成长性的企业？创业型公司的标志之一就是高技术、高增长，“规模达到了并不能说明它有持久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成长性”。该人士说，除了考虑经济数据之外，还要把以上两条纳入，才能真实判断出各地上市资源的“含金量。”

　　于是，深圳市高新协另起炉灶，针对科技型创新企业进行了一轮新的选秀。

　　但显然，在上市热情的作用下，更多的地方选秀草草出炉，尤其是在创业企业较为密集的三地——浙江、深圳、中关村，最近几日均由其金融办、证监会以及贸工局等官方部门高调主导下，纷纷亮剑：

　　浙江省证监局局长王宝桐在“温州论坛”上称，浙江有108家企业符合条件准备上市，并透露了浙江的“野心”：一方面，浙江省证监局计划上报20-30家浙江企业，作为首批登陆创业板的企业；其次，未来“浙江帮”欲在创业板中占到1/3席位。他同时还强调了，浙商聚集的温州，“能在5月前完成上市所需各项准备”。

　　而中关村科技园区也在其公开数据中介绍：根据2007年底的数据，中关村2007年底净利润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大约有500家左右，过亿元的有上千家。按照目前创业板“意见稿”设定的门槛，中关村符合标准的创业企业将有1000多家，其中至少有300家企业可以作为创业板的重点企业来培育。

　　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局长王学为近日亦修正了深圳市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企业数量有“1100家左右”。

　　“这些数据之间没有可比性。”黄云说，以深圳市而论，1100家与276家其实是不同部门得出的不同结果：贸易工业局的统计没有行业限制，相对注重单纯的净资产和销售数据；而科技局的统计则倾向科技型行业，所选取的企业样本必然首先满足一个条件：企业产品在国家颁布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中，也就是企业所处行业必然是附加值相对高的高科技领域——“这比较符合创业板的特点。”

　　深圳高新协的调查结果显示：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276家企业，相对呈现比较良好的基本面：一方面“硬件”均值远大于意见稿的要求——平均年销售额1.44亿元，平均净资产8219万元，企业平均存续时间8.22年；另一方面，行业分布也较为理想，从事电子信息业的占53.62%，新能源占19.20%，机电占11.96%，医药行业占7.81%，环保行业点6.16%，其它行业只有1.45%。黄云认为，满足A条件的有209家，满足B条件的有123家，而同时满足A、B两个条件的则有约60家——“你可以理解为，最优质的企业有60家，因为他们既有了规模，还有成长性，这是PE最感兴趣的。”

　　深交所一位曾到各地巡回调研“上市资源”的人士评价，深圳市科技局近期这份统计“权威性会高一些，其它地方不是不可以统计出来，是本身资源基础不如深圳理想”。他说，全国优质的公司储备首选广东、浙江两地，“浙江、广东的民营企业相对比例高，质量好，而深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相对数量又要多一些”，他认为，相比而言，中关村的“1000家”上市资源统计可信度较低，“可能包含了不少流通领域的公司，成长性不会太好”。

　　而无论如何，“创业板肯定是一下子容不下几千家企业的，”该人士笑称，“目前中国主板与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数量也不过是1500多家。”而显然，胎动中的创业板大有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之势。

　　先孵化，再上市？

　　创业板的冲动，是全国性的。

　　“我们最近也在培育一些企业，但是意见稿刚出来，我们还要做一下分类。”海南省证监局局长崔伟3月26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对于资源贫瘠、超过5年没有公司上市的海南省而言，创业板也许是一次“救赎”。2003年11月，海南省政府下文撤销经贸厅，作为海南非上市公司监督管理部门——海南经贸厅所属的股份制企业监督处——也随即被撤销，海南企业的上市进程就此打住。

　　不仅如此，原来已在A股上市的公司“恒大地产”等亦纷纷因业绩下滑被迫引入外省公司进行重组；2004年，中小企业板的推出一度重燃了海南省企业的上市激情，但至今上市之势依旧萧条。创业板能否打破海南省多年上市无果的魔咒？崔伟称，“我们会加紧研究培育的方案。”

　　抱着更明确冲动的还有山东省。山东省发改委人士告诉本报，意见稿颁布前后，山东发改委根据意见稿的“标准”对全省上市资源做了摸底调查。该省的内部预期是，“省内的经济强县要筛选5-10家基本符合条件的企业作为上市资源，其中包括有意创业板的企业资源”。

　　据该人士说，调查与建立一个“省级重点推进类上市资源库”有关，该调研目标是：“争取5年左右时间，重点组织100家以上企业进行培训，使50家业绩理想、成长性高的企业完成股改进入上市程序，20家左右能够在境内外实现上市。”

　　而步子走得更快也许还是深圳、上海、浙江、安徽等地。

　　据深交所人士介绍说，以深圳为例，深圳市政府部门中就有两个培育创业板上市企业的部门或项目，一是贸易工业局专门成立了“上市办”，设于该局中小企业中心；另外科技局亦专门成立“上市路线图”等专项服务。

　　相似的举动比比皆是：去年8月，上海市经委、市科委和上海市证监局联合颁发了《关于实施上海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工程的意见》，挑选出100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高成长性特征、有上市意愿的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推动企业改制上市进程；浙江、河南等地亦在去年下半年，以各地证监局、金融办为主导部门出台了相关文件，对拟上市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据了解，在如何孵化上市公司的方法上，各地各出奇招，但大都集中于几项：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股改，加速行政审批等。以深圳为例，深圳市政府今年计划出资1.8亿元专项资助本地中小企业上市，其做法是：前期对符合条件、股改意愿强烈的企业给予资金及“行政资源”的支持，另外一旦上市成功，在境内上市将可以获得300万元不等的资助，在境外上市则资助200万元不等。

　　“这种先孵化，再上市的做法，各地都差不多。”深交所人士说，这反映了政府部门某种微妙的“竞赛”心态。

　　成长性之惑

　　创业板当下的躁动，让人再次想起了本世纪之初，那场由科技泡沫撩拨而起的首度“创业板”冲动。

　　2000-2001年，在当时“创业板”即将推出的巨大声浪中，深圳市政府主导推选出候选的深圳23家企业；两年难产后，2002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公开表态：当初考虑推出创业板是“幼稚”和“不成熟”的想法——这一表态终止了各地的“选秀”。

　　如今盘点当年深圳的“23家”企业，有转道A股的太太药业(健康园)、金证科技、长园新材、白兰股份，以及近两年在中小板上市的科陆电子、同洲电子等，亦有经不起“成长性”考验、轰然倒下或江河日下者，如当时的明星企业万德莱、深圳科兴等。有深圳市政府人士总结说，当年的23家，“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失败的。”

　　历史上的冲动是否会再一次重演？

　　“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预见到哪个产业或者企业会注定成功。”黄云说，“IBM当年没有意识到微软会崛起，比尔·盖茨也预知不了雅虎的成功，雅虎对搜索引擎的成长也缺少先知。”他认为，既然创业板针对的是创新型公司，创新是一个过程，成功是有偶然性的，因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上市审批部门，都不应该纠缠在“防止企业失败”这一症结上，“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不推创业板，应该让投资者自己去学习承担风险”。

　　与此同时，也有企业界人士认为，经历了梅开二度的创业板，政府角色的定位也值得反思。“政府是引导，而不是主导。”该人士说，尤其是政府资金对培育上市资源的使用，它认为，政府不应该是在上市后还给予资金支持，而应将支持放在企业成长到上市的过程中。“既然上市解决了融资问题，再给他钱对未上市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他说，相反，企业上市后应该把之前获得的资金支持再返回政府，成立一个扶持成长中企业的“基金池”，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曹元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