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东京交易所（Tokyo Stock Exchange）勒令亚洲互动传媒（Asia Media Company Limited，股票代码2149，以下简称亚洲传媒）退市的最后日期。

　　事情的导火索，东交所中国首席代表山本秀树说，“是亚洲互动传媒的会计师事务所拒绝为其2007年年报出具审计意见”。而背后更大的危机，则是亚洲互动传媒的创始人、CEO崔建平擅自将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的1.069亿人民币定期存款为第三方企业北京海豚科技发展公司的债务做担保。

　　投资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亚洲互动传媒股价已经从去年7月中旬最高点的2055日元跌到仅剩5日元，这一价格不足红杉入股时的1/3。

　　更重要的是它们失去了退出平台。红杉投资作为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仍持有其9.19%的股份，仅在今年5月卖出了1.34%所持有亚洲互动传媒股份；而包括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NTT移动通讯公司在内的其他十家股东都没有股权转让的历史记录。

　　尽管如此，位于中关村的北京宽视传媒仍在运作，它是注册在百慕大的“亚洲互动传媒有限公司”在国内的实体公司。而拒绝为其年报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AZUSA，据了解就是国人熟悉的毕马威也仍在为其提供审计服务。这家公司原本成长良好，其招股说明书指出，2006年的销售额是2005年的4倍多，而利润则是2005年的2倍多。

　　所有的矛盾都指向了“崔建平的个人品性”，似乎是他一手摧毁了很多人的美梦。因此次丑闻而引咎辞职的亚洲互动传媒CFO张仪昭此前说，他并不知道崔建平为什么要这么做。崔到目前为止仍持有公司超过30%的股权，是亚洲互动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张认为，崔“对上市公司内控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够”。

　　但是亚洲互动传媒有多达11家的投资人，“基金应该是创业企业的导师”。为什么在欧美以及日本已经相当完善的约束企业家、保护投资人的措施，并没有使得这些全球顶级的投资机构免遭此劫？

　　约束条款失灵？

　　事情的焦点集中在崔建平挪用公司资产。

　　“这个问题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一家海外基金人士说。按照他的理解，不要说挪用上亿人民币的资金，像亚洲互动传媒这样的公司，即使是要在银行开设帐户，“都需要拿董事会的决议才可以”。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律师邱剑新说，除非红杉等基金与亚洲互动传媒签的合作协议中，没有规定这一条。

　　但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深圳分所主任赖继红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他从2001年就开始为海外基金在国内投资提供法律服务。“海外尤其是美国的基金，在投资的法律框架上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他说，至少在法律文件上可以做得滴水不漏。

　　2001年左右在中国投资的基金，在所投公司的章程中规定“禁止对外担保”，海外投资大笔资金到账要有投资方人士参与等问题都有所规定。更何况，红杉之后亚洲互动传媒还有10多家战略投资人以及财务投资人进入。“不可能对这么明显的漏洞置若罔闻。”

　　也有投资人士指出，“对早期的创业企业以及后期成熟期企业，投资人的控制力是不同的”。是否红杉投资时，亚洲互动传媒已经有了足够的议价能力？

　　事实似乎也并非如此。2002年4月，崔建平才开始新一轮创业，设立了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电子信息技术。2004年7月其在百慕大注册了“亚洲互动传媒有限公司”，可见其当时海外上市的计划和路径已经显露。

　　亚洲传媒的融资是在2005年10月，红杉资本中国入股落定。“那个时间段，投资人是上帝，企业是求着他们给钱，”早期在国内为创业者和基金提供服务的维新中国人士说。

　　在红杉资本之后，亚洲互动传媒,先后吸纳了包括新加坡野村证券公司（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8.89%）、美林日本证券公司（11.88%）、Docomo、电通广告（2.70%）、伊藤忠商事等日本著名的金融、广告公司，一贯以严谨著称的日本企业，罕见地同时给了亚洲互动传媒极大的青睐，其背后不可能没有充分的尽职调查和法律合同的制约。

　　投资界人士认为，有一个可能，就是尽管企业家和投资人之间有“君子约定”，但企业家可以选择不君子。“中国的现状就是人的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契约精神，同时违法成本又很低。”一位风险投资人表示，违法违规成本低，也是造成大量“出轨”事件的外因。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国内的制度并不支持“西方规则”。比如，企业高管若要使用企业名下的大笔资金，银行“并不要求出具董事会决议”。

　　公司治理无法改善？

　　从东交所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要求来讲，像亚洲互动传媒这样的公司，即使是要在银行开设帐户，“都需要拿董事会的决议才可以”。崔建平的行为，按正常程序，必须通过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至少经过CFO的同意才行。

　　然而，崔建平作为CEO又如何能令公司的CFO同意他这么做？按常理，动用这么大笔的资金，必然需要CFO的协作。而在有投资基金背景的公司中，CFO一般都是投资基金委派的。“在面临数量巨大的款项时，投资人都会要求在公司法人的印章前有CFO的私人印章。”

　　但中伦金通的赖继红律师也指出，法律文件做得再漂亮，“如果不能执行也是枉然”。比如说投资人委派的CFO哪怕每天都核对对账单，但如果高管挪用的资金“不从应收帐户走”，就还是会有问题。

　　而在亚洲互动传媒的投资中，没有委派CFO被认为是投资人的一大失误。尽管对投资人而言，“可以推荐CFO，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管理层手中”。但是投资人没有推荐，还是推荐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起作用？目前不得而知。

　　直到丑闻爆发前不久的2008年5月，张仪昭才到亚洲互动传媒走马上任。此前一直在美国上市企业做财务工作的他，到任补救就发现了财务问题，而在崔建平交代了资金流向后，张仪昭立即向董事会做了汇报。亚洲互动传媒的招股说明书中并没有提及其有财务总监，只有担任公司执行总裁的朱大年看起来有财务经验。朱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先后就任毕马威高级会计师、富士通中国财务主管以及爱芬食品（北京）有限公司高级财务主管。

　　尽管亚洲互动传媒“五脏俱全”，投资人有代表进入董事会，并担任了公司监事会的职务，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张帆也是其外部董事，而除亚洲互动传媒外，张帆还同时担任康盛创想、点视传媒、依格斯医药研发、潞宝新能源、卓胜微电子、华瑞同康医疗技术以及悠视网的董事。

　　利益平衡的结果？

　　世界上最难把握的事情就是人心。“人是会变的，遭遇商业利益的诱惑时，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难以自持。”香港崇德基金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陈敏说。

　　但崔建平最近一次的公开亮相，留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低调的技术型人才”。当时身穿价格不超过百元的白色化纤衬衫，非常不时髦的裤子的崔说，“我是做技术的，对吃穿没有兴趣，只喜欢埋头做技术”。

　　这种形象可能投投资人所好，但并非技术人员就不会有资本腾挪的欲望。崔建平的名字，在2003年、2004年就和上市公司的资金问题紧密相关。据《财经》杂志报道，海通证券的代理律师陶武平表示，原属上市公司宏智科技（600503现名“华丽家族”）的资金经过“乱七八糟”的方式最终落入到海豚科技手中，资金规模至少在数千万元以上。

　　2003年宏智科技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未签合同的情况下，通过旗下公司时代宏智向海豚科技支付了520万元。而此后更爆出说，宏智科技委托海通证券账理财的3400万元大部分也落到了海豚科技手中。

　　这家海豚科技，与崔建平挪用北京宽视资金为之做担保的是一家。1995年左右，崔用13.5万元成立了北京海豚科技发展公司。尽管为引入投资，从表面看自2005年1月起崔建平就与海豚科技无关了。在此前的2004年10月，他辞去了海豚科技董事长、经理的职务，此后的2005年1月又把手中的价值为613.5万元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陈常军，并不再担任该公司董事职务。

　　但缘何崔建平要用占大股的北京宽视去为已经无关的海豚科技做担保？从公开资料了解，其实他是变相地偿还自己以前欠下的账务，那么他又有哪些债务？海豚科技从宏智科技转移过来的上千万资金又去了哪里？如果这么做是利益平衡的结果，他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崔建平对此的回答是，还没到讲出真相的时候。

　　“亡羊补牢”是否奏效？

　　亚洲互动传媒一串显赫的日系投资者们，给这家企业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的“中国第一股”究竟创造了多少快捷和便利，很难作出理性评判。东京证券交易所过去一贯以严谨保守著称，近两年来才开始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接纳日本之外的公司前来上市，此次亚洲传媒事件，不能不说是成为一个“坏的开始”。

　　数据显示，1991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企业有127家，到了2008年8月仅剩下22家，而与此同时，世界其他主要交易所，如纳斯达克、纽交所、港交所、新加坡交易所中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数量，都在快速增加。东交所也改变姿态，从2007年开始，大力对中国企业进行市场推广，吸引中国企业赴日本上市，并在2008年2月21日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然后就在东交所铆足力气大打“中国牌”之际，亚洲传媒事件给了迎头一击。虽然亚洲传媒的股票持有股东只有五千多人，但其所带来的连环影响，肯定还会持续。

　　对此，东证交易所做出了一系列快速反应，以求“亡羊补牢”。

　　6月25日，东交所将亚洲传媒列入“监管股”名单；6月26日,亚洲传媒在其日文网站上发布信息称,公布了崔建平总裁辞职和事由；8月1日，东交所已经申明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8月19日，东交所勒令亚洲传媒退市，并将追求当初负责审核的东交所主管以及证券公司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