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凭借“我们要改变”的口号赢得了大选，但他的当选，与其说是一场变革的开端，不如说是对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事实的确认。19年前的东欧剧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让美国赢得了冷战，撒切尔-里根革命所开创的自由、开放和繁荣时代持续了20多年，新兴经济体纷纷崛起，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繁荣，各个方面无不洋溢着乐观积极的气氛。正是在这种乐观、开放和富足的环境下，成长起了新一代美国人，他们与1970年代冷战紧张对峙期中成长的那代人迥然不同。

　　近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罗恩·埃尔索普在其《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一书中用“新千年一代”来概括在这一富足年代中长大的美国“80后”，他们积极、能干、有创造力，问题在于，他们常常过于自我中心，以为他们施展才能和创意的那些条件和空间都是理所当然的，拒绝忍受轻视、磨练和等待。他们在自由中长大，呼吸着自由空气，因而忘记了自由来之不易。当他们的愿望被现实条件所阻滞时，他们会很不耐烦，进而责怪政府，希望它能做得更多。但将过多的责任和权力赋予政府，必定会加重税赋和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压迫民间和个体经济活力，最终伤害曾造福他们的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

　　富足乐观的成长经历和现状的不如人意，促使年轻选民拥立了号召改变的奥巴马，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的肯尼迪。是的，他们所面对的时代何等相似：1960年，二战结束15年，占选民人数约40%的20到40岁年龄段的一代，刚刚从战后繁荣期中长大、求学或开始事业，而今年，又一个黄金一代长大了；1960年，电视刚刚超过报纸成为美国人首要新闻来源，今年，互联网刚刚超过电视；1960年，肯尼迪成为年轻人的偶像、美国梦的化身、首位天主教总统，今年，奥巴马成为新一代偶像、新美国梦的化身、首位黑人总统；再一次，偶像派战胜了实力派。

　　因为是偶像，他们的支持者甚至很少关注具体的政治观点、政策主张和从政经历，他们只认定一点：他是我们的人。这方面，奥巴马犹胜肯尼迪，美国的竞选运动从未发展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至于奥巴马支持者把对手比作恶魔，主流媒体一边倒的追捧，使反对奥巴马成为如种族歧视般的政治不正确，迫使基层共和党人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

　　竞选帷幕落下，热情将会散去，民众视线将转向奥巴马如何履行他曾许下的大堆承诺，他们多半还不曾究问这些许诺背后的成本何其之高。好在并没有什么能迫使新总统当选后必须履行诺言，三把火过后，金融危机和国际关系的紧迫问题很快会淹没他的日程，生性健忘的民众也很快会转移视线。对于奥巴马这样缺乏经验而又惯于在议会投弃权票的偶像派总统，顾问班子比他的竞选口号更重要。他的政府，外交上或许有所退缩，经济上或许会多一点税赋和管制，对贸易多点限制，但不会有太多激烈的变化。尤其在国内问题上，美国的分权制度限制了总统在一两个任期内实现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必做过度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