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很多民营企业如果不通过红筹方式走出去，那么它们在国内资本市场根本就没有上市的机会，也谈不上企业的发展壮大。相对而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过于糟糕，中国境内的“中小企业板”，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海外创业板推出的是襁褓中的企业，而内地的中小企业板推出的已经是具备一定发展规模的走向成熟的企业。由于缺乏对中小创业企业的资本扶持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更促使这批企业走向国际寻求资金支持。

　　目前，由于在国内资本市场，许多相当绩优的公司市值已经被严重低估，试想一下，如果百度、网易在中国境内上市，不知要经过多少道门槛和代价，甚至公司也未必能够顺利挂牌上市，公司股价更不可能卖出上百美元的好价钱。民营企业选择在海外上市，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政策与环境对民营企业“持续性歧视”的一种自然反抗。在内地正常投融资、上市“无门”的情况下，民企走向海外也是必然的选择。因此，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高效、透明、公正的市场融资环境，是解决民企“外资化”问题的关键。

　　再次，从风险投资的运作机理可以看出，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对风险投资的最终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风险资本的三种退出渠道(IPO、股权转让、破产清算)中获利最高的一种，海外红筹上市是创投基金的理想选择，然而国内风险退出机制仍不完备，缺乏退出机制是国内风险投资业的一个重要缺憾，而这时依靠海外上市作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成为现实的一种可能，这进一步导致了民营企业“外资化”。

　　最后，民营企业“外资化”与假外资的动机有相似之处。长期以来，外资在国内享有“超国民待遇”，这也是内资转外资的巨大动力。多年以来，很多企业摇身一变，以外资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得以在一定期限内享受超国民待遇。尽管，国有和民营企业一直呼吁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待遇，但是这种必要的改革拖延到今天仍未启动。

　　不但如此，披以外资的外衣能够享有“超国民待遇”，还表现在与政府当局沟通的便利性上，在政策上从中央到地方，国内大量的政策资源都是对外倾斜，很多“超国民待遇”政策形成了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就“超国民待遇”的政策制定来说，应减少直至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其它优惠措施，着力解决税负不公的问题，进一步体现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以遏制这部分民企“外资化”的贪图之心。

　　民企“外资化”宜导不宜堵

　　民企“外资化”如果靠限制、靠堵截来进行监管，恐怕不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不从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入手，一味封堵恐怕也难以让人心服。这些“外资化”的公司，通常并不在海外设立实体，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到公司的注册地去。虽然资产被“外资”收购，但实际业务都在母国(中国内地)进行，业务、就业、税收等都还是留在国内。

　　因此，单纯地强调民营企业向“外资化”的路径选择，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却没有看到“外资化”的本质与缘由。反之，如果国内把资本市场建设好，市场环境更加开放和自由，绝大多数民企还是离不开中国市场。尽管海外红筹IPO方式为腐败分子、不良商人提供了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的途径，资本外逃规模膨胀放大，但政策法规的制定，不应该在堵住资本外逃通道的同时，也封杀了中小企业正常的海外融资通道，误伤及红筹海外上市。

　　外管局日前宣布“11号文”和“29号文”停止执行，取而代之的是“75号文”，从外管局的“11号文”，到“29号文”，再到“75号文”，使国内部门法规不免有了过于随意的嫌疑。但我们仍欣喜地看到，“75号文”解开了红筹上市的“紧箍咒”，民营企业红筹上市之路再度敞开，个人海外融资并购不再需要经过商务部审批，明确允许境内居民可以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设立境外融资平台，通过反向并购、股权置换、可转债等资本运作方式在国际资本市场从事股权融资活动。

　　这对于以“红筹”形式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也是“75号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杜绝灰色通道和寻租行为的同时，还要摒弃以往对民企“外资化”的隐忧与偏见，这无论对于海外融资项目，还是对红筹股公司海外正常上市，以及海外创业投资公司正常的风险投资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作者:吴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