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危机是怎样传导的

　　其一，由于美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即使是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危机，其就业问题并没有传统经济危机中那样严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很有限，所涉及的也主要是非美、非欧籍职员。
 
 
 
    其二，美国的失业相对好办，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就在不断地探寻这样的问题：危机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

　　从理论上来说，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两步的传导过程。

　　第一步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在美国，金融危机肇端于2007年春季，而演变为经济危机则是2008年秋季，这种演变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救市方案标志着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传导的可能性。11月底，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宣布，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经济危机。接着，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宣布濒临破产边缘，更标志这个传导过程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明显的经济衰退过程。

　　另一步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将会在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当然这并非说，在纯粹金融危机的阶段就不会产生社会问题。但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前，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会第一次表决7000亿救市计划时，特别是之前，很多人还是把当时的金融危机仅仅看作是华尔街的事情。只有经济衰退的前景已经明朗之时，真正的社会危机才会发生。

　　产生两个传导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系统不能正常运作而导致的资金链的断裂。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所以陷入困境，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倒闭，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资金链的断裂 （需求不足则是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而导致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的因素，则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引致的失业问题。因为失业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结果就是贫困、生活无着、社会矛盾等现象的发生。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意味着社会中的购买力会进一步下降，需求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严重，人们对于前景的预期也会恶化。因此，失业问题往往成为在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要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明确危机的两步传导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场金融危机中的一些问题，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第一，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的独特性。

　　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源发地，因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危机两步传导过程。美国所遭遇的可能更多是在金融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层面，失业问题也会是美国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有两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其一，由于美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即使是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危机，其就业问题并没有传统经济危机中那样严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很有限，所涉及的也主要是非美、非欧籍职员。其二，美国的失业相对好办，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而中国的问题却明显不同。正如吴敬琏先生早就指出的，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也曾将这个问题概括为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所以，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最初的阶段上，首当其冲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而在实体经济的问题深化之后，房地产、汽车和IT将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而且，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就实体经济本身而言，中国国内可能会有一个内部地区间传导的过程。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这次危机中首当其冲，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但在短暂的混乱过后，这两个地区会将自己本来外销的产品转向内销。由于这两个地区原来工业的基础及其配套设施比较好，其在国内的竞争中会有明显的优势。由此可以预期的是，其他地区的经济可能会受到这些转向内销企业产品的冲击。

　　更进一步的，就是实体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如前所述，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失业。特别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环节上，中国与美国相比是明显不同的。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同样的经济减速，在中国产生的就业问题会比美国更为严重；第二，在中国受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中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根据有关部门的数字，在本地乡村工业中就业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有2.3亿人。即使是5%的失业率，就是1000多万人；第三，中国没有美国那种比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极为不健全。因此，在社会层面遭遇的问题中国会比美国更为麻烦。由于缺少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而且，近些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的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会导致农民增收的困难，经济危机也会由此而导入到农村。

　　第二，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将决定危机的深度。

　　其实，前面所述两个传导过程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传导过程决不会如此简单。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这次金融危机有一个特点，即危机是逐级引爆的，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到目前为止，明显的就已有两波。第一波是2007年春季的次贷危机。第二波是2008年秋季的金融危机恶化及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但问题是，当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危机本身的过程还没有结束，还可能在继续引爆的过程中。这样就会出现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交替出现，而且呈现出互相加强的现象。目前就已经有人在预测第三波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有人认为将发生在今年夏季；有人认为这一波的冲击将主要来自信用卡危机；也有人认为会由垃圾债券等因素所导致；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波可能要比上两波的程度更为猛烈。如果真的会发生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了。

　　而更为值得关注的，则是危机的反向传导问题。因为反向传导将会导致恶性循环过程的发生。传导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传导是单向的还是循环的？最麻烦的是在传导中恶性循环的出现。

　　反向传导主要会体现在两个环节上。一个环节就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而实体经济的危机如需求下降、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破产倒闭再导致银行坏账的产生，从而对金融体系形成新的冲击。其中，需要人们密切关注的是，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对其实体经济的影响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实体经济的危机会不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金融危机？在我国，类似的问题也是存在的。应当说，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幸运之处，是自己的金融系统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无论是银行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都处在可控状态。但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实体经济状况恶化导致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进入2009年之后，一些外资机构和一些大的投资者，在香港股票市场连续大量出售中资银行股，其中的解释之一，是境外投资者担心内地转趋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上行政化干预，会很快导致国内银行坏账增加，银行盈利前景转坏。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

　　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如前所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向社会传递主要是通过失业，其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即购买力下降，需求进一步减少，生产过剩问题进一步严重。同时，人们收入的减少和预期的变坏，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层面，收入的减少意味着偿还债务能力的下降，银行的坏账会增加，金融衍生品种的问题进一步加重。在中国，尤其要注意的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

　　必须看到，西方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其构筑的社会安全网要比我们坚固得多。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新鲜事，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经验，在制度层面上准备就更是不够。因此，在同样程度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我们在社会层面产生的问题将会更为严重。

　　当然，实际传导过程的发生，不仅取决于危机本身演变的规律，也取决于人为的应对与干预。应当看到，与此前历次经济危机相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下半年甚至第二季度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结果。因此，上述的传导过程有可能不会完整地发生。但了解这些传导的过程，认识其机制和规律，对于我们深化对危机的认识和准备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