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南鹏

  “当下的中国能提供的最大机会是梦想成真。这是一个可以梦想成真的年代，当然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你会碰到挫折，可能遭遇失败。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创业想法，你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它，这在20年前是不太可能，但是今天中国社会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沈南鹏

　　被叫做投资家的沈南鹏拥有多重身份，他的头衔包括“如家酒店连锁联合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及董事”、“分众传媒董事”。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这些错综复杂的身份，像是沈南鹏参与分享过的各种插曲，既印证了他的过往与现在，也代表了他的未来。

　　在被各式各样的媒体描绘成了一个“典范”与“偶像”之后，沈南鹏，曾经被誉为创业者伟大希望与崇高诺言寄托者的这位投资家相信，自己是被偶然造就，幸运地被时代点选，并且愿意在当下的中国，拖着疲惫的步子急速往前走的那个人。

　　异乡人还乡

　　1989年7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沈南鹏抵达了纽约。那一年他21岁。他是在6月6日那天拿到的签证。他怀抱着成为数学家的梦想，准备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在所有他申请过的大学里，这所位于曼哈顿晨边高地、濒临哈德逊河的大学给了他最高的奖学金。

　　那时候他身上只带了300美元，在9月初开学前一个子儿也从哥伦比亚大学拿不到。他没有办法，只好与住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同学凑合在一个房间里。同学的那所房子像是一个中转站，因为他喜欢招待一些过境的留学生。

　　最初是兴奋和新奇，以及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可是当沈南鹏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大事不妙——

　　一开始的时候他跟美国人讲中国故事，人家还饶有兴趣地听着；等到第二次讲的时候，人家就没什么兴趣了；等到第三次，人家根本不听了。他们在美国又能讲什么呢？沈南鹏就此发现，他在美国，只能成为一个异乡人。

　　仅仅过了一年，沈南鹏就离开了纽约，去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他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了学，到耶鲁大学去读MBA。选择MBA只是一种偶然，因为它与数学有那么一丁点儿关联；如果去读医学或是法律，他以前所有的积累都将变得毫无用处。

　　他后来对一个访问者说：“我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原本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数学家。结果却发现即使我没有这个能力，也可以向其他方向发展，比如说证券、商业等，都是很好的方向……”

　　两年后，沈南鹏又回到了给他留下蛮深刻印象的纽约。这一次他带着一个MBA的学位和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去华尔街寻找未来。

　　那一年他23岁。他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既没有炒过股票，也没有开过公司，在读MBA之前甚至没读过《华尔街日报》。没有人愿意给这个“菜鸟”机会，他应聘过十几家公司，都失败了。

　　最终，好运来了。花旗银行投资银行接纳了他。他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做普通的投资银行工作，专注着拉美证券及衍生产品。

　　一切看起来不赖，仿佛是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事实却很无奈。因为他发现自己与整个外面的世界还是格格不入。那是一份竞争性很强的工作，他每天都在担心是否会失去它，所以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融入美国社会。他的融入并不成功，因为文化的差异，因为是个“异乡人”，他在痛苦中焦虑着。

　　那时候也就有十来个中国留学生在华尔街投行上班，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或是喝咖啡。他们聊工作，也聊家乡；聊生活，也聊往事。他们用这种方式打发乡愁，也打发无法被“美国”接纳的内心苦闷。

　　数学曾经是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事，成为一个数学家曾经是他伟大的梦想，然而这时候数学已经无法为他提供帮助，因为数学无法解决他的生存与苦闷，他也意识到自己这一生都无法成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他开始试着去喜欢华尔街，并且使自己相信，他得遵守一个规则，那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美国，你得面对现实。一个中国人在那里，什么生存之道最好，可能就变成了我自己的生存之道，所以我进了华尔街。”他说，“进去以后我发现我还蛮喜欢的，竞争非常激烈，节奏很快，需要动脑子，需要有一点点的创造力，让人能够不断学到东西，而且不断地激发好奇心。”

　　1993年底的时候，沈南鹏看到了属于他的希望。那时候深圳证券交易所有一个代表团访问华尔街，领队的人叫夏斌，是深交所的总经理，今天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所长。沈南鹏他们去参加了那次聚会，听到夏斌兴致盎然地讲中国的证券市场。他很激动，觉得自己有机会回到中国了。“这个机会来得很突然，国内的资本市场突然一下子起来了。”他说。

　　花旗银行的面试过程，对于沈南鹏来说是一种煎熬，因为他们并没觉得这个中国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里，他突然变得重要了起来，因为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美国金融巨擘都意识到了中国的价值，也意识到了沈南鹏们的价值。

　　“当华尔街大的投资银行要在香港建办公室，或者准备帮中国企业上市时，我们这些人的价值一下子就大了。”他说。

　　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花旗银行和沈南鹏都没有半点儿犹豫。在离开中国5年后，沈南鹏这个“海龟”带着美国投行的战略选择衣锦还乡了。

　　这一次他并没有代表花旗，而是在千挑万选后接受了雷曼兄弟的邀请。他肯定回想起了自己最初被华尔街的十几次拒绝，“那种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了”。

　　机会突然摆在面前，他有些不安，也有些兴奋。兴奋是因为他终于可以告别文化的隔膜，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不安是因为他在出国前没有任何工作经历，美国人以为他了解中国，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并不真正了解那里的商业环境。

　　多年后沈南鹏回想往事，对自己的那段投行经历心存感激，因为那段过往为他后来的创业和投资打下了基础。

　　“你在投资银行里边工作，投资银行给你一张名片，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就去寻找中国企业做收购兼并或是上市的工作，这让你有机会走进中国企业，了解中国企业。我觉得1994年到1999年那5年的经验特别好，等于让我把课给补了。原来我不太懂中国的商业环境，到了1999年，我已经比较‘土鳖’了。这五年当中，你知道了国内的游戏规则什么样，懂得了怎么跟人打交道，学会了怎么去了解这个市场。”

　　几年后，沈南鹏出任了德意志银行的中国资本市场主管，曾经帮中国财政部成功发行了5亿马克债券，也帮助多家中国企业发债上市。

　　创业家之旅

　　1999年，沈南鹏离开了德意志银行。他盘算了一下，在金融界他已晃荡了8年，参与过将近10家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他目睹了别人的成功，开始期望自己能够赢得同样值得尊敬的未来。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当时的确是犹豫过，毕竟已经做了8年投行，离开的成本很大，但还是怀着一股激情出来创业了。现在想来，互联网的泡沫也不全是坏事，在那个挺‘忽悠’的年代里，‘泡沫’刺激了我们的创业神经。”他说。

　　沈南鹏相信自己的创业源于一个偶然，更源于一种潮流。他意识到，如果没有互联网的依托，他很难下决心创业，但是有了互联网，有了可以看到无限可能性的未来，他最终告别了优渥的薪水、令人羡慕的职位，点燃了自己的梦想。

　　他纠结了一个叫梁建章的人创业。有一篇文章描述说——“当15岁的沈南鹏和14岁的梁建章第一次相识时，这两个懵懂少年不会意识到17年后他俩会联手创造一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奇迹。”

　　1999年，沈南鹏32岁，梁建章31岁。他们拥有差不多的履历。他们曾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同时获奖，后来都在上海读了大学，1989年同时去了美国，毕业后一个在花旗银行，一个进了甲骨文。

　　1999年的某天，他们偶然在上海相遇。沈南鹏后来描述道：“那时在上海，一顿非常普通的午餐，我和建章、季崎3个人聊天。当时正是互联网第一波浪潮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谈到了能否在互联网上做些文章。大家谈到了新浪、网易、搜狐，想着还有什么产业能和互联网结合出火花，建章首先提出了改造传统旅游产业的想法，就这样，携程网随后诞生了。”“当我们发现彼此的理念竟有着惊人相似的时候，那瞬间思维上的化学反应无法形容。”

　　他们“化学反应”出的公司叫携程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无限叙述的“神话”。这家创办于1999年的互联网公司，2003年12月9日在纳斯达克上市，代码为“NASDAQ：CTRP”，初始发行价18美元，开盘价24.01美元，当日收盘价33.94美元。沈南鹏这些人一下子像那款金钱游戏一样，变成了“大富翁”。

　　沈南鹏说：“我们做携程那一段时间正好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特别迅速的时间，而且当时做个人旅游服务存在巨大的真空。当时国家旅游局管旅行社、景点、酒店，没人在做个人的商务旅行服务。在那个时间，在那个节点上，我们一批人用了比较好的一种技术——互联网呼叫中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当时都没想到这个公司能够做这么大。所以当携程市值最后变成40多亿美金时，说实话我们都没想到。这个成功来得很快，当然这里边也有我们的付出。但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在大潮当中，我们是被推着往前走。”

　　携程网的故事事实上是一个潮流的故事，它虽然出类拔萃，却并非独一无二。不少媒体都认为，“沈梁配”在携程网的成功是风云际会的产物。几个生于大时代的年轻人，依靠自己的热情、执著、远见以及对中国的信心，最终创造了一个奇迹。

　　沈南鹏曾对一个访问者说：“我在做携程的时候，有媒体说我以前做投行，所以融资比较容易，信手拈来。其实根本不是，哪有那么容易，一些大的投资银行看不上小企业生意，当时携程刚刚创始，我和IDG接触时，之前根本没有关系，所以找他投资时也是要从头谈。只是理念上的契合，加上对我们企业未来的认可，他们才会投。”

　　据一些媒体描述，携程融资过程中有个插曲——直到敲定投资前一个星期，其中一家风险投资的负责人还没有仔细阅读携程的商业计划书，当沈南鹏向他征询结果时，他要走了携程从5月到9月的财务报表。第二天早上，携程收到了这位投资人追加投资的决定—“所以，最漂亮的计划书没有用，关键是把计划书变成赚来的钱。”沈南鹏说。

　　沈南鹏、梁建章、季琦、范敏他们所拥有的，既是一个成功的创业故事，也是一个经久不散的友情故事。一位叫朱瑛石的财经作家在一本书中写道：

　　“在梁、沈、季、范四人组合里，没有‘皇帝’，也没有‘大哥’，他们创立的携程、如家，虽然经历多次高层人事变更，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震荡，都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并一直保持着优异业绩；他们为中国企业树立了一个高效团队的榜样，最终获得了共赢结局。”

　　在创办携程网的同时，这4个年轻人又创办了如家快捷连锁酒店。他们创办如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携程的顾客在订旅馆的时候提出有没有既干净、舒适又价廉的酒店，沈南鹏发现这样的酒店很难找到。“高档酒店往往价格昂贵，而便宜的招待所却无法保证卫生和舒适。”

　　他们了解了美国的经济型酒店现状，通过美国酒店业协会的统计发现，美国经济型酒店约有6万家，数量上占到酒店总数的88%，但在中国这一类酒店却寥若晨星。

　　沈南鹏曾说：“以前酒店业的问题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种产品。如家的对象是中低端的商业人士。这一类人最关心的是价格以及有限的舒适，于是在传统酒店中很多设施在如家都将其取消：如家的酒店没有豪华的大堂，没有浴缸，但是加强了作为中低端商务人士注重的卫生、实惠的特点，价格一般在120到298元之间。”然而到了今天，“如家”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很多中高端的商业人士也开始选择如家，因为如家所拥有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生活契合了起来。

　　一开始，风险投资并不看好如家，因为它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不代表高科技，而代表“传统”。可是如家代表了潮流，从2001年底开始创业，只用了5年时间就超越了历史更长的锦江之星连锁酒店，成为同类市场的第一名。

　　北京时间2006年10月26日21:30，如家快捷酒店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为“NASDAQ:HMIN”，开盘22美元，高出发行价59.4%，融资金额达1.09亿美元。

　　这是沈南鹏等人继携程之后，3年内第二次带领公司登陆纳斯达克。又一个财富神话被他们复制了出来。

　　一个投资家的诞生

　　2005年夏天的时候，沈南鹏决定告别创业家的角色。他在6月里与张帆开始谋划如何搭建一个专业性的创业投资平台；7月里，他们在美国与红杉资本合伙人“一拍即合”，偷偷摸摸地私定了终身；8月4日，携程网正式宣布其总裁兼CFO沈南鹏辞职并将转入创投领域发展，“沈南鹏将和红杉资本合作，专注于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9月，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正式成立。

　　“当时我是在加州参加一个会议，认识了红杉的主要合伙人。由于我有过携程网的运营经验和以前投行的经验，张帆有出色的投资业绩，大家在一起谈得很投机，理念上很契合，于是，就共同成立了红杉中国基金。”

　　在加入红杉资本之前，沈南鹏曾以个人身份投资了包括分众传媒、金丰易居、一茶一坐、岩浆数码在内的很多公司；红杉资本给予沈南鹏的，除了更大的舞台外，还有，一个组织，一种基因。

　　成立于1972年的红杉资本是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它所提供的资金催生了包括苹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在内的大量公司帝国。在已投资的超过500家企业当中，红杉资本成功退出的超过200家，其中超过130家成功上市，还有100多个通过兼并收购成功退出的案例。红杉资本投资的公司总市值，超过了纳斯达克市场总值的10%。

　　“红杉有理由自豪，它帮助创造了很多‘帝国’。”沈南鹏说。他相信红杉资本“一定会有一些特殊的成功基因”，他决定去寻找这些基因，并且在中国进行“改良”实验。

　　“我们使用了红杉的品牌，而且我们还和唐·瓦伦丁、 迈克尔·莫里茨、 道格·莱昂内等红杉资本创始人及合伙人经常保持各种形式的交流和沟通。”他说。

　　最初，沈南鹏领导的团队只管理着一只2亿美元的红杉资本中国创业基金I，2007年5月，他们又成功募集2.5亿美元的红杉资本中国创业基金II和5亿美元的红杉资本中国成长基金I，从VC将地盘扩张到了PE。

　　截至2008年末，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已经投下了包括高德软件、匹克运动、人和商业、利农集团、麦考林商业、宏梦卡通、文思软件在内的52个项目，总额近3亿美元，成功退出了3个项目。

        沈南鹏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使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进入了“2008中国创业投资机构”前三名，还成为“2008年中国投资最活跃创投机构”。

　　《投资家》：你最想成就的那种人是什么样？是现在的这种投资家吗？

　　沈南鹏：我做投资是很偶然的选择。我起先在做投资银行，为人作嫁衣裳，不是一个经济运营的主体。后来去做创业，变成了经济运营的主体。现在做投资，去投资那些经济运营的主体。这是一种很大的挑战，我还在不断学习投资的“门道”。

　　尽管很忙、很累，甚至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弱势人群，但有一点让人特别兴奋——在工作中，你经常能够结交到一批有远大志向、怀抱梦想的创业者。这种创业精神恰恰是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原动力。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充满创业精神的国度并不很多。美国是一个类似的地方，但也就是加州特别看到人们的创业激情，那是过去30年一波又一波技术创新发源的地方。欧洲和日本就没有那么多风险投资，因为那里没有那么多创业者，没有那么多梦想家。但是中国有，你跑到北京的五星级宾馆里去喝下午茶的时候，所有桌子都在谈论生意，谈新的想法、业务的合作。这么多人在努力地给自己创造财富，给社会创造财富。所以我们这样的投资者特别幸运，能够寻找到一批创业者、梦想家，帮他们去开拓，我们最终也为我们的投资者带来回报，这是我整个投资活动中让人最兴奋的地方。而且很多创业者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是带着事业心在追求一种成就感。

　　《投资家》：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沈南鹏：你一定要欣赏和喜欢你做的事情，这很重要。说实话我感觉特别幸运，不只是说当年携程和如家的创业，而且还有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发挥我自己的专长，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东西。如果我哪天感觉不再喜欢了，不再对它痴情了，那我就应该停止从事这个行业。

　　《投资家》：你如何保持这种活力和觉察力？

　　沈南鹏：就像我当年喜欢数学，我说不出为什么，多半是好奇心。投资这个行业，我感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颗好奇心，对新的东西，对事物后面的规律保持好奇。我以前做企业时，互联网、消费产品行业涉及多一点，做投资以后，我也开始关心生物、清洁能源领域。没有那种好奇心的话，那些陌生的行业对你来讲很遥远，也没办法把这些枯燥的东西变成你思考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有一种好奇心。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他们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好奇心驱使他们不断地能够发现下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好的企业家就应该这样。不过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但是至少我感觉自己现在还能保持这样一颗好奇心。

　　《投资家》：如果有前世的话，你觉得你的前世是什么？

　　沈南鹏：我可能是一个数学家，或者是一个做学问的科学家。我感觉做学问跟投资有一点是一样的，好奇心，当然做学问需要静下心来，围绕一个课题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研究, 其间可能只和数字和仪器打交道；做投资的时候，你需要跟人打交道，你得涉及更多的话题，需要有更广的视野；但是有一点相同，我认为好的科学家和好的投资家都有很强的好奇心。

　　舞台中央的人

　　在扮演“投资家”这个角色的时候，沈南鹏同样会感到焦虑。与那些被焦虑吞没的人不同，他享受工作带给他的快乐，努力使它们超过烦扰的影响。他知道，自己的行动与所投资的公司都会面临各种挫折，这时候最需要他能够有一种平常心。他记得此前在携程创业的时候，头两年中创业经常会接到“危机”电话。针对业务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他能做的就是用平静的心态去了解、去面对、去解决。“享受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仅仅注重结果，”他说，“你如果有平和的心态的话，最终矛盾都可以化解。”

　　沈南鹏喜欢聊天，喜欢与外界保持经常的沟通，这一方面源自他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源自职业的需要。他试图从聊天中学到更多东西，试图通过打开自己来打开别人的心扉。他相信通过聊天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书本。

　　“离开耶鲁以后，过去的十六年里，跟各种不同的人，不管是投资银行里我的老板和客户，还是我后来创业的伙伴与客户，还是现在的同行或被投资企业的CEO们聊天当中，我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书本给我带来的东西。” 他说，“人生是最大的一本教科书。耶鲁念的那些课我都忘很多了，这个公式、那个公式可能早就忘了，但是这些生活经验、别人的一些经验启示却无法忘记。”

　　在投资这个狼的世界里，沈南鹏相信竞争与失败无法避免。他努力帮助创业者获得成功，有时候也会遇到各种残酷的问题。在扮演创业家角色的时候，他担心竞争会使企业倒闭；在扮演投资家角色的时候，他也担心竞争会使自己成为“行业公敌”。

　　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年里，包括沈南鹏在内的投资家们遇到很大的挑战，金融风暴的袭击，使整个经济濒于萧条，人们开始对投资界的未来充满了怀疑。

　　“我感觉做这一行挺自信的，”他说，“我始终认为我应该能够在这个行业里至少给自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我有创业经验，以前我有投资银行经验，我为这个工作做了最好的准备。”

　　在面对创业者的时候，沈南鹏时常会面对提问：“我要不要做这个公司？”他给出的答案是：“你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做这件事最好的准备者。”

　　他举出了江南春的例子，说江南春的成功相当部分是因为他在做分众传媒之前就已经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广告人了，经营一家叫“永怡”的公司将近5年。江南春熟悉广告这个形态，但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媒体形式后，他很自然地成为了被财神选中的人。

　　他也喜欢举李彦宏的例子，说李彦宏在美国道琼斯做了很长时间信息检索，这为他后来创业提供了铺垫和最好的准备。

　　他更喜欢举自己的例子，说自己如果不是做互联网而是做农业，成功的概率就会很低，因为他不是做农业最好的那个人。

　　“一个人最幸运的就是所谓职业生涯具有连续性，你前面铺垫了很好基础，”他说，“很多人很努力，也很聪明，谁都需要一点运气，但你是不是做这个工作最好最合适的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业是否会成功。”

　　《投资家》：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沈南鹏：汶川。另外就是在奥运现场被感动, 国家强大让我们激动。民营企业还不是国家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投资的是中小民营企业，力量更有限，但是我们也能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们今天的事业得益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大环境。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我第一次走进华尔街去花旗银行面试的时候是1992年，1994年我面试回香港再见投资银行，华尔街对中国背景的从业人员态度有天壤之别。这两年当中发生了什么？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海外华人包括留学生的地位和价值因为中国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过去十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根本不可想象。我很幸运，在1999年，在正确的时点，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做符合中国经济大势的事情（旅游业和酒店业显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受益者）；在2005年，我相信又在正确的时点上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开始我的投资生涯，这也是国家所需要的。过去的20年，我一直希望随着中国的大潮、跟着“感觉”走。

　　《投资家》：你怎么定义“投资家”？

　　沈南鹏：我认为投资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在长的时间里，能够在中国的环境里，能够找出一些大的发展趋势，能够帮助一批中小企业成长。第一，这是个长期的事情，不是短期的事情。投机者可以短期，但是投资家必须长期。第二，你必须有能力来识别一些大趋势、大方向，不然的话你的投资肯定就是碰运气。红杉30多年来投资了这么多成功的企业，为什么？就是那几波科技大浪它都识别了，而且比较早介入。作为一个投资家，你得有这样一种判断力、前瞻性。第三，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很多人以为投资很简单，从以前炒二级市场的股票，到现在炒一级市场的股票而已，在公司上市前所谓Pre-IPO投进去，上市以后市盈率增加赚个差价，这个游戏似乎谁都会做. 我觉得这种想法很荒唐。一个好的投资家，一定是在企业商业模式还没有被完全发现，潜力没有被完全开发以前，进行了投资，然后帮助这个企业商业模式的开发，把商业价值彻底发掘出来。经历这样的过程，最终会被认为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投资家。

　　沈南鹏相信自己为创业者提供的帮助正是社会所需要的，因为创业者把企业做大可以给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 也提供就业和税收，成为恪守社会责任的一个企业公民。对于创业者、投资家和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三赢的结果。

　　作为携程的创始人之一，沈南鹏经常能够听到初次见面的人对他说“我认识你们携程，因为我在携程订过房、订过票，服务非常好”，他会获得极大的满足。“听到这样的赞语,那种兴奋感，超过了获取创业经济收益的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参与创立的公司提供了社会需要的产品。

　　《投资家》：你觉得一个投资家最重要的素质应该是什么？

　　沈南鹏：信誉和附加值。这是产品差异化最弱的一个行业，出产矿泉水或者出产红酒，喝一喝就知道味道不一样，这是产品的差异。投资家手上的原材料是钱，钱是没有差别的，你手上的人民币跟别人手上的人民币厚度没有差别。靠什么？靠的是基金的声誉和信誉，基金管理者给企业家带来的附加值。十年以前是人在追钱，今天的市场已经开始平衡、理性了，就是钱和企业家基本上均衡，既不存在钱追人，也不存在人追钱。这个时候企业家所选择的是：我要找什么样的钱？钱的含金量可能是不一样的。能不能给创业者带来价值，能不能帮助创业者成长，对投资家很重要。我们现在跟企业家交流，前面一半常常在问你的企业到底在做什么，后面一半在说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如果你对企业家的帮助很小，就等着一两年以后收获，这种投资最终靠不住，你跟企业家也不会走得很近。只有你的钱能提供很多额外的价值，让企业家受益，你才会最终成功。

　　谁造就了沈南鹏

　　对于扮演“投资家”角色的沈南鹏来说，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红杉中国”的文化。他记得在2005年离开携程总裁和首席财务官位置时，他跟两个创业伙伴一起吃饭。他们回顾对携程的贡献，说起大家对携程做了什么，最后意识到，原来他们对携程最大的贡献是为公司带来了很多人才。

　　在红杉中国，沈南鹏同样需要为自己的团队建立一种成功的投资文化。以前他和他的共同创始人在携程带5000人的团队，现在他只带20人，难度却一点都不低。

　　“投资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一项工作，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强，做投资项目的时候独立工作很多，但怎么能够让每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红杉理念都是一样的，是有挑战的。投资每一个项目都进行最科学的判断，也很有挑战。常常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断，也没有绝对错误的判断。怎么能让团队作出一个最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是投资文化的演练。可能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培养。一两个项目的成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成功的团队精神和投资文化的建立。”

　　《投资家》：十几年下来，你的经历除了带来财富之外，还带来什么？

　　沈南鹏：过程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种人生阅历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创业家，作为一个投资家，宝贵的是他的阅历。投资这个行业，越老越有经验。阅历和经验会让你更好地判断下一次投资机会。在判断过100次之后并且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后，当第101个企业到你面前，那时候的判断能力可能是最好的。

　　如果有一天，沈南鹏对自己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他就会离开舞台的中央，将“投资家”的角色交由他人；如果他还在舞台上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他就会遵循内心的召唤，恪守“和谐中庸之道”，在各种意见观点交融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投资理念。

　　“做出好的投资业绩的目标一直激励着我。”他说，“我们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在竞争中更要有专业的一流的工作方式。记得摩根士丹利,作为华尔街的一个成功缩影,在早期就提出了‘以一流的方式来做一流的生意’的口号。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可以多赢的行业，不是损人利己或者最后单赢成功,而是应该倡导一流的投资方式。”

　　《投资家》：当下的中国能提供的最大机会是什么？

　　沈南鹏：梦想成真。我们投了一家企业，叫宏梦卡通，名字起得非常好，宏大的宏，梦想的梦, 这是一个可以梦想成真的年代，当然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你会碰到挫折，可能遭遇失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创业想法，你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它，这在20年前是不太可能，但是今天中国社会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这是社会进步的明显特征之一。

　　我们当年创业的时候，找资本并不容易。但今天的资本已经追着好的商业想法和创业者走了。如果你有出色的想法、产品的话，你会比较容易地获取资本，关键是你能不能把商业计划实施出来，把企业做大。比如马化腾，几年前的一个莘莘学子，做成了腾讯；李彦宏，做成了百度。这样的例子不断在中国出现，而且这些年轻的公司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投资家》：你觉得你能为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提供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沈南鹏：我曾经做过金融家和创业家，现在在做提供价值的投资家，帮助有梦想的人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 创造社会价值，就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价值。

　　《投资家》：目前还健在的人里面，你最欣赏的是谁？

　　沈南鹏：是你们上期杂志的封面人物，柳传志。他从中关村走出来，把联想打造成一个国际性企业，后来他又走了一条投资家的路。他可能有很多梦想，打造了一个联想，能不能打造下一个？中国充满了机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不管是传统企业还是新兴行业， 都有出下一个联想、华为、海尔的机会。

　　《投资家》：故去的那些人，你最欣赏的是谁？

　　沈南鹏：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在创业或投资中，最难的是具有前瞻性。红杉美国投资谷歌的时候，谷歌的商业模型根本没有形成，前瞻性帮助红杉赢得了成功和声誉。邓小平前瞻性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整个民族成了受益者；如果没有邓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命运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都是这个改革开放大浪的得益者。

　　有人曾要求沈南鹏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沈南鹏告诉他们这很难预测。“今天的华尔街跟六个月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台机器已经不转了。什么时候才能够转起来？我相信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来两年，金融风暴对经济的挑战是比较大的，形势恶劣程度可能还有增加，但是增加速度和幅度会下降。我建议企业要在这个冬天里尽量小心。如果国家的政策继续倾斜，对消费经济的拉动更加明显，民营企业的活力会再次被拉动起来。”

　　在这个残酷的冬天里，每个人都需要温暖。但是沈南鹏相信，中国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国，相信我们所处的时代，相信未来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