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2日，由华夏时报和民生银行主办的“非凡财富”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活动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此次活动。以上视频为新浪财经上海对话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以下为文字实录：

　　问：克鲁格曼教授，您好。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说利率不可能低于零，而预计的实际利率会为-5%，您认为政府怎么做能抵消5%的负利率？

　　答：我们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我们能做到但事实上还没做好的事，即让央行购买其他资产。我们不能降低短期利率，但或许可以把商业票据的利息调低，降低长期利率。美联储正设法做这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可以尝试采取财政政策，即刺激方案，来替代降息，增加开支。政府首先可以做的是设立通胀目标，来降低实际利率。政府可以作出一个保持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可信承诺，但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没做好准备。总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

　　问： 为什么政府现在不愿意这么做？

　　答： 因为很多人希望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低位，他们很不情愿看到这一目标发生改变。因此，现在这么做缺乏可信度，要等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需要这一政策的时候再承诺较高的通胀率。由于很多人仍然认为此次危机会很快结束，所以将其形成政策还不太可能。如果此次危机持续两三年，那时我们或许需要这一政策。

　　问： 您认为我们到什么时候就真的需要这项政策了？

　　答： 到我们真的开始像日本那样，出现多年的，当我们自己也出现“失落的十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目标或许就会成为一种可能的政策。

　　问：您预计那可能需要多久？

　　答：三年。

　　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在昨天的演讲中提到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您看到许多人在酒吧一边看CNBC财经新闻一边讨论。您怎样评价这种公众文化，公众对财经的痴迷？

　　答：这是一种进行量化判断的简单方法，现在你也可以用谷歌搜索某个关键词，看它的点击量。这有一点指标意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种观察。很明显，在1992年，我们是一个对股票市场极其痴迷的国家，而在2005年，显然我们又对房地产市场着了迷。这些都是很好的指标。

　　问：在您看到这些指标事件后，您是否会回去研究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人们会在特定时期对某些事物如此痴狂？

　　答：我想上面两种情形背后的原因都是显而易见的。股票涨了又涨，人们就会进入股市；房价持续攀升，(人们又开始买房)。我记得在2005、2006年间有张漫画，画的是纽约街头的人们，画面上呈现出每个人脑子想的东西，结果都是自家住宅的平面图。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心态。

　　问：您是国际贸易专家，而且您认为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您认为，此次危机结束后，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将会是什么样的？

　　答：我想会和现在差不多。等经济危机逐渐消退，贸易会恢复元气，除非危机比预想的严重得多，比如出现大萧条，造成国际贸易数量的急促下降，因为大萧条都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但我认为经济形势不会坏到那种地步。因此，贸易格局还是会跟原来差不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会持续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与印度的竞争力比较？

　　答：其实我本人并不认同“竞争力”的概念，多年以前我就在自己的书中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快，但印度的增长加速度更高。我们无法预知两者最终的胜负，任何人言之凿凿地说二十年以后谁更胜一筹其实都在自欺欺人。中国跟印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只是两者都拥有大量的人口和大量的人力潜能，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问：一些人对中国南方制造业的竞争力表示担忧，以您看哪些国家会成为中国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对手？

　　答：我们知道，中国仍然是低薪酬的国家，但不是薪酬最低的国家。因此一些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重心在向薪酬更低的国家转移，比如越南。但这是很正常的，是发展的一个链条，可以说是个好现象。日本曾一度也是低薪酬国家，但它现在已经成为专门生产高科技产品的高薪酬国家，日本也将很多制造业外包给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循环。

　　问：包括您在内的一些人士对于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持批评态度。我们不妨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如果中国并未采取这一做法，您认为中国可以进行哪些更合理的投资？

　　答：中国没有必要持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我读到的所有资料都表明中国仍有大量的国内需求。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进一步加大，两万亿美元可以用于大量国内需求的改善，却被用来买了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

　　问：您提到了对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表示担忧，因为测试结果看来银行似乎不会进行大的改革，如果确实如此，会产生怎样的相关风险？

　　答：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采取严格限制措施，不对银行的透明度进行有效改革，结果就是金融体系会重新形成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相同条件。我们有两个前车之鉴。其中之一是在1998-1999年，当时的情形跟这次金融危机很接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信用危机，一同造成了金融市场的严峻形势，但我们成功脱身。我们当时没有采取应对措施，没有进行改革，所以才为这次危机埋下了隐患。另一个例子是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大萧条，那次危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也带给我们50年的稳定。因此，我感觉我们正在滑向1998年而不是1930年的情形，这不是好事，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在10年以后又会遭受另一次经济危机。

　　问：这么说，您认为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重视您谈到的问题。

　　答：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说必须要进行监管，我写文章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进行改革。

　　问：我们都在谈论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及问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果抓住这次机会，尤其中国和美国。

　　答：我认为机遇就在于完善经济体系。对金融业的过度依赖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弊端，也是严重不公平现象的根源之一，金融业的过度繁荣使我们的社会更加两极分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走出这一步，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公平、稳定。美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对中国来说，这个话题要轻松一些。我常常说，在当今世界，意识潮流的领导者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有更多的可能性。当年我们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时，华盛顿说，我们知道怎么做，世界应该以我们为榜样，此外没有其它不同声音。但现在，情况证明美国模式也有缺陷，现在就有机会谈谈其他各种途径了。如果中国想在世界扩展自己的领导力，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就是个大好机会。

　　问：过去几天您在做演讲和参加讨论时有什么感想？有人说您不大了解中国，你对此怎么看？

　　答：没错，我对中国的经济是了解不多，但我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不陌生，这并不是件什么难事。我也不想假装自己是中国经济方面的专家。

　　问：您提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中国与美国应该如何合作？

　　答：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在汇率政策上达成一致，这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贸易上达成一致，需要制定一些贸易规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环境保护上合作，在这次危机过后，环保将是两国之间的最主要议题。所以，将会有很多很多会谈，很多外交斡旋，也会有很多人为此争论不休，但这是件好事。

   保罗-克鲁格曼生平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19：00(瑞典时间13：00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的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

　　保罗-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 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