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洪

　　在华盛顿市中心，从白宫往东走三个街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大楼。但在这个春天，这座看似平静的淡黄色大楼内部，却可能正酝酿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的重大事件。

　　因金融危机之故，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已呼之欲出，但谁执牛耳？很多人的目光都投向了IMF。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自然当仁不让。他对记者明言，在这个新秩序中，IMF可发挥领导作用。

　　“在应对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机构发挥领导作用。20国集团正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但它仍不代表所有国家，”卡恩说，“IMF能扮演这个角色吗？我认为可以。但首先我们必须解决自身的代表性以及效率问题。”

　　在一次吹风会上，兴奋的卡恩更是说了六次“IMF回来了”。

　　IMF正迅速转型为一个金融世界的“联合国”---《华盛顿邮报》预测，如果说纽约因为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而成了世界外交的中心，那么，华盛顿也将因为是IMF总部所在地，而成为全球金融政策的中心舞台。

　　在美国地盘上的IMF，肯定无法拉开与白宫的距离，但却必须弥合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在以前人民币等诸多问题上，为西方掌控的IMF与中国不乏龃龉；但基于IMF角色的重新定位，IMF高层也正在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卡恩对本刊记者直言，“希望加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这个春天，本刊记者对卡恩进行了两次采访。一些分析人士对记者说，卡恩难得地频繁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尤其是涉及中国问题的一些谈话，不乏微言大义，或许正预示着中国和IMF新关系的开始。

　　如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IMF的发言权，也直接关乎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和影响。

　　世界经济急需新领导者

　　相信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IMF很有些陌生，甚至比毗邻的世界银行尤甚；对于西方，甚至华盛顿来说，这个组织其实也是生疏的---它虽扎根在发达国家，但更多充当的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工具。

　　卡恩说，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对于IMF提出的建议，美国置之不理。“你们猜一下，另一个是谁？中国！”他说。

　　但要说起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却很可能数得上IMF。

　　IMF和世行都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按照分工，后者主要进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IMF则被认为是“国际最终借贷人”，主要职责是监察各国货币汇率和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国际金融体系正常运转。

　　国际组织大致可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政治领域的联合国，第二块是贸易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块就是金融领域的世行和IMF。但最近几年，处于争议交叉点的IMF，更多只是金融世界的“咨询者”，通过内部文件、报告、访谈，就世界经济局势发表看法。

　　金融危机正在改变世界。IMF报告指出，三个层面的失误导致了这场危机：第一，金融监管层未能侦测到金融创新繁荣背后的风险；第二，政策制定者未充分认识到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三，国际金融组织未能成功组织国际层面的有力合作。　

　　这三个失误都与IMF密切相关，正是其未能有效侦测到金融危机的风险，同时未能有效指导和协调各国应对措施。

　　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对本刊记者说，IMF在此次危机中的责任，一方面是监督不力。过去几年IMF将监督重点过分集中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缺乏必要的手段监督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监督不力。另一方面，IMF对危机预测不准确，特别是对危机的影响、波及效应估计不足。

　　危机暴露出IMF的种种缺陷，但彻底推翻当前的一切，也不利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对IMF进行重大改革，以其为核心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伦敦20国集团峰会很大程度上也秉承了这一宗旨，将IMF的资金规模由原先的2500亿美元，扩大至7500亿美元。同时，IMF和新建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包括原来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将被涵盖其中。

　　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领导者。在卡恩看来，20国集团虽然有较大代表性，但远比不上拥有185个成员国的IMF，因此，在世界经济金融新秩序中，IMF将“责无旁贷”成为领导者。

　　在构建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卡恩指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在重新设定监管框架和落实监管方面，IMF应发挥关键性作用；第二，必须建立更有效的早期预警机制，对发达国家金融经济进行更好地监管；第三，国际社会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应对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IMF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因为它的专长在于评估产业和金融市场规则与宏观经济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对设计监管框架和落实监管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说。

　　与以前侧重关注发展中国家不同，新的IMF的监管将发达国家涵盖其下。

　　“我们需要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早期预警机制，这样可以整合分散在各个机构的专业建议，确保一些关键问题被外界了解。这就要求对发达国家金融和宏观经济进行更好地监管，并对资产价格暴涨作出更强有力地反应。”

　　世界金融体系正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华盛顿邮报》认为，尽管这一体系的建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方能成形，但“IMF肯定将在处理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中心角色”。

　　必须增加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

　　IMF将成为新金融体系的领导者和监管者，合法性从哪里来？

　　它首先就必须理顺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卡恩自己也承认，金融危机清楚表明，当前金融体系不能适应全球化金融市场的要求，这一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率”存疑。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代表性不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年前如此积极地推动IMF份额改革的原因。”卡恩对本刊记者说，“如果没有合法性，就没有人会听我们的政策建议，或者郑重接受我们的早期预警。”

　　在第一次华盛顿全球金融峰会上，20国集团宣言就强调，将继续推进IMF和世行两机构的改革，“使其更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具体来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贫困国家，“应享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性。”此外，金融稳定论坛必须扩大其成员组成，吸收新兴经济体加入。其他主要标准制定机构也应迅速评估其成员组成。

　　世界银行副行长詹姆斯·亚当斯对记者说，新兴经济体国家不仅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必须在讨论世界格局中发出更大声音。在世界银行和IMF，必须增加这些国家的代表性。

　至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表示，那就是“坚持持续改革的原则，实现各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坚持广泛参与的原则，实现各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制定中权利的平等”。

　　但由于IMF的份额改革尚需一些国家国会的批准，2008年的改革结果尚未付诸实施，新的份额改革更是长途漫漫。IMF的合法性，在短期内依然是一个问题。

　　双重标准是“不公正的”

　　但对于IMF，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抱怨，还不仅仅是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的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中，IMF虽向一些国家伸出了援手，但也制定了相当苛刻的条件，比如必须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这些条件，造成许多国家不得不削减医疗和教育开支，加剧了民生的苦痛，带来长期的后遗症。

　　在这次危机中，IMF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开始予以纠正。比如，在最近给予墨西哥470亿美元救援资金和给予波兰205亿美元救援资金的问题上，IMF未设置任何先决条件。

　　这种转变，一个原因是美国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幻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一改以往鼓吹自由市场的立场，转而干预市场，比如，“国有化”房利美、房地美、AIG等金融巨头，并多次向银行巨擘输血。这种改弦更张，也使其失去了鼓吹自由市场的道德勇气。

　　另一个原因，IMF也认识到，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标准，确实是不公正的。危机爆发于发达国家，所以，卡恩强调，也必须加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

　　IMF正经历着成立60余年来最深刻的变革。按照惯例，世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IMF总裁则是欧洲人的“领地”。但卡恩表示，如果有一天IMF和世行领导人来自发展中国家，“有何不可？”

　　“我认为那是‘旧世界’，而现在是‘新世界’了。”他说。

　　事实上，作为一个积极举动，在佐利克出任世行行长后，任命林毅夫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前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出身工会领袖的巴西总统卢拉就说，在过去20年中，他历次抗议大多要求“IMF滚出去”，但“现在，(我的)财政部长说，我们将借钱给IMF”。

　　赞许中国的“审慎”财政政策

　　其实不仅仅是巴西借钱给IMF，在新兴经济体中，IMF更寄希望于拥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上，英国首相布朗披露，中国将向IMF增资400亿美元。不过，对于这个结果，中国官方一直低调以对。

　　卡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中国的当前政策不吝赞美。他说，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举措规模庞大，并针对基础设施和民生支出，为世界经济起到了示范作用，他本人也因此“深受鼓舞”。

　　在卡恩看来，中国政府这些积极措施的回报也将会是双倍的：“首先，在目前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这些措施将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它们还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当前全球性危机面前更有回旋余地，就在于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采取负责任和审慎的财政政策。“由于政府仍有能力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可以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政府此前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卡恩告诉本刊记者，IMF欢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这也是“合法的”。

　　对于中国表态可购买IMF债券，卡恩表示积极欢迎：“我们期待继续就此问题的可能性(和中方)进行探讨，并希望加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按照目前的出资比例，日本、欧盟都承诺将向IMF出资1000亿美元，美国也承诺同样数目。IMF一些官员希望中国也能达到类似数目，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有待双方的进一步磋商。

　　IMF可能也会有“安理会”

　　IMF改革还在继续。按照规划，它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一起，将担负起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以后大到各国金融政策、国际协调，小到公司高管年薪以及银行资本准备金率，可能都有IMF的痕迹。

　　IMF如果成为金融世界的“联合国”，它也会有一个类似安理会的执法机构吗？卡恩很希望有。他说，对于一些不合格的国家，IMF必须有“点名和羞辱”的权力。

　　但对于这一点，许多国家都存有顾虑，因为执法能力掌握不好，很可能成为大国斗争的工具。

　　在卡恩看来，这种执法权其实可以“退而求其次”，比如，通过“讲真话的力量”来达到相关效果。具体形式如下：由20国集团发布相关公告，由IMF负责敦促实施，以20国集团的威望来促使一些国家实行必要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IMF的改革更牵涉到未来金融秩序的权力分配。但改革肯定是艰难的，从世界银行和IMF发言权与代表性的改革推动多年但一直进展缓慢，可见一斑。卡恩此前也透露，对于缩减其代表性，一些发达国家还颇多怨言。

　　这或许也正是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契机。卡恩也强调：“危机带来了破坏，但也为以前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突破的机会。我们不能错失这样的时机。”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一些媒体报道中称，中国在IMF改革问题上遭遇了失败，或者“出了钱，却没有获得实际利益”，等等。这是不完整的。在IMF的改革上，程序冗长、羁绊环节众多，即使是IMF和西方国家真打算大幅提高中国的份额，最快的改革也需到2011年方能启动，而最终被各国议会批准，估计也要到2013~2015年了。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谈判过程。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并且是IMF增资的主要来源地，但在IMF中的份额却排到第五位(还未付诸实施)，显然不合时宜。

　　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取得与其地位相称的份额前，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的博弈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