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担任上市公司独董
谢国忠	深发展
夏斌	同方股份
贾康	中国国航
朱武祥	中兴通讯、歌尔声学、天音控股、新海股份、华胜天成>
吴晓求	北京银行、海通证券、新钢股份、三一重工
刘纪鹏	华能国际、泛海建设、江中药业、万向钱潮
李扬	担任三家上市公司独董(不详)
胡俞越	担任三家上市公司独董(不详)
巴曙松	担任三家上市公司独董(不详)

　　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被交易所谴责，或被监管机构立案稽查的公司中，95%以上的独立董事并没有及时或者提早发现并提出异议，而从独董制度推出8年以来，情况大致如此。独董制度推出至今，显然已经沦为“制度建设”的败笔。而部分经济学家作为公众人物和制度建设的推动者，却成为败笔的书写者。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抨击经济学家不适合担任独董，并质疑独董应该专职的同时，却担当着三家上市公司的独董；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表白自己能站在中小投资者一边的同时，却遗憾地从未投出“否决票”……难怪“中国独董之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无奈地哀叹，独董制度已走到了尽头。

　　2009年5月13日，《新文化报》在《经济学家出场费三年涨10倍》的报道中指出，频繁走场赚取出场费、担任上市公司独董，已经成为目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主业”。

　　而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公开场合抨击目前国内独董制度装饰性过强，并指出目前国内有的经济学家在多家上市公司同时担任独立董事，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义务和责任，且其研究的方向也对上市公司的运行毫无益处。

　　日前，《新文化报》对经济学家担任独董事宜进行了调查，选取了沪深300等共400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涵盖了A股市场的所有行业)作为本次调查的对象。调查结果，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媒体调查

　　经济学家“分身有术” “一做五”独董不罕见

　　《新文化报》调查发现，共有46位经济学家在64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职务。其中，著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担任深发展A的独董；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担任中国国航的独董；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担任同方股份的独董……　

　　记者发现，一名经济学家同时担任三家甚至五家上市公司独董的情形更不少见。例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武祥，同时担任中兴通讯、歌尔声学、天音控股、新海股份和华胜天成五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根据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显然，朱武祥所担任独董的数量已达到了该规定的上限。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同时担任北京银行、海通证券、新钢股份、三一重工等四家上市公司的独董。

　　相比吴晓求毫不逊色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刘纪鹏，他也同时担任着华能国际、泛海建设、江中药业和万向钱潮四家上市公司的独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均同时担任三家上市公司独董。

　　担任独董津贴不菲 年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即使多次缺席董事会 高额津贴照领不误

　　虽然独董们可从上市公司领取不菲的津贴，但并不代表他们一定要参加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而且即便一年中多次缺席，也绝不会影响他们领取津贴。

　　例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武祥，虽因担任中兴通讯的独董而领取10万元的津贴，但在中兴通讯2008年召开的11次董事会中，只到场参加了3次。其他8次有两次是委托参加，6次是通讯方式参加。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从漳泽电力[4.23 -1.63%]领取的独董津贴为6万元，但2008年的6次董事会中，仅现场参加一次，而以通讯方式参加达4次，还有一次委托参加。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邓宏乾从凯迪电力[8.77 -2.56%]领取6.5万元的津贴，但18次董事会仅现场参加了5次，以通讯方式参加多达12次，还有一次以委托方式参加。

　　对董事会议案均“同意” 独董的意见常常不独立

　　在上市公司的年报“独立董事履职情况”中，各家上市公司均作出了如下表述：“公司的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有关规定，在董事会决策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认真履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赋予的职责，出席了报告期内各次董事会会议，在董事和高管的任免、高管薪酬、重大投资和资产出售、公司发展战略与决策机制、公司治理整改报告等重大事项上发表独立意见，发挥独立董事作用。”

　　同时，在本次调查的各上市公司年报中发现，在“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其他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表述中，无一例外均显示“无异议”。

　　“前一部分是例行公事的做法。后一部分说白了就是独董对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均表示认同，并同意通过执行。”6月2日，某上市公司董秘解释说。

　　而《新文化报》这一调查结果与深交所在2008年发布的调查数据几乎完全相同。2008年6月3日，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和深交所发审监管部分别完成了对深市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2007年会计年度履职情况的分析。结果显示，独董一边倒“附和”董事会的现状，并没有在2007年发生改观。中小板公司2007年年报分析显示：独立董事对于需要发表独立董事意见的重大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深市主板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意见类型为“反对”的仅占表决议案总数的0.36%。

　　“对话”独董

　　“中国独董之父”称“这个制度搞不下去了”

　　“对上市公司的议案是否存在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是独董的一个重要职责。但从你们的调查结果看，这些担任独董的经济学家居然对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议案全票通过，真不可思议！”6月10日，一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向《新文化报》表示，“400余家上市公司，难道真的不存在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吗？”

　　这位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说，独董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而存在的，如果独董“一边倒”同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议案，这不仅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难以保障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独董制度已失败，这是中国资本[4.30 0.00%]市场的悲哀。

　　据了解，2001年，证券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时就明确指出，“独董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然而，虽然独董被中小投资者寄予厚望，但令人遗憾，似乎A股市场中的独董从诞生之日起，就被业界形容成“头戴‘独立’的光环，却被冠以‘花瓶’的帽子”。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京城四少”之一的魏杰，曾经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倡导者，然而正是这位有着“中国独董之父”美誉的经济学家，却在2004年无奈地提前辞去新彊屯河的独董职务，对此，魏杰给出的理由是“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

　　“我是中国设立独董制度的极力鼓吹者之一。但面对独董的现状，我也很无奈。”事后，魏杰在接受《南京晨报》采访时说，“独董制度是从公司治理结构制度非常健全的美国引进的，其独董可在公司里联合别的股东，对大股东实行节制。但中国因公司治理结构极不完善，基本上都是‘一股独大’，独董根本无法遏制大股东。所以，目前中国独董们只有帮企业干‘锦上添花’的好事，不可能去揭露企业的非法勾当，大股东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后，独董们在遭受中小投资者责骂时只有暗自流泪。”魏杰说，“目前，独董制度在我国已走到尽头！我之所以辞去独董，就是为了给全社会提个醒，这个制度目前搞不下去了。”

　　面对媒体 独董们“集体失声”

　　6月8日、9日，《新文化报》致电目前担任独董的多位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试图就经济学家是否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董、他们是否尽职尽责，特别是部分经济学家为何频频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等事进行采访。但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均没有予以正面回答。

　　6月8日，《新文化报》在无法联系到本人的情况下，给担任华能国际[7.55 -0.53%]、泛海建设[16.99 0.89%]、万向钱潮[7.96 -1.85%]和江中药业[12.87 -1.61%]等4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去采访题纲。但截至发稿，始终没有收到刘纪鹏的回复。

　　6月9日，《新文化报》还以手机短信的形式给担任3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发去采访题纲，也均未得到回复。

　　而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武祥、担任3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则均以开会为由，拒绝了《新文化报》的电话采访。

　　“你们采访的这些经济学家本身就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所以他既不好说经济学家应该担任上市公司的独董，也不好说不适合担任独董。而且，如果他自己说自己尽职尽责，那么缺席董事会又怎么解释？”9日，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在电话中表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朱武祥教授曾经被深交所质疑过独立董事资格，原因是他被深康佳(上市公司)提名当独董时，朱教授都当了6个独董了(记者注：其中5家是上市公司，另一家是非上市公司)，如果不是制度限制只能当5个，当10个都有可能。说句心里话，就算换作我，可能也拒绝不了这种‘诱惑’。”

　　翻看过去 独董们“言行不一”

　　企业声音

　　上市公司坦言 经济学家不适合任独董

　　日前，多家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在接受《新文化报》采访时均表示，经济学家担任公司独董对公司帮助不大。

　　“事实上，会计师、律师以及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权威人士，是担任上市公司独董的权威人选。”6月4日，某上市公司张姓总经理表示，“大多数经济学家主要以研究宏观经济而著称，对于企业管理并不擅长，实事求是地讲，经济学家并不太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另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长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董肯定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什么帮助。”6月2日，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表示，上市公司之所以选用经济学家担任独董，无非就是希望借助经济学家的知名度和身份地位，提高上市公司的影响力。而且，经济学家一般来说都有很强的人脉关系，在帮助上市公司协调一些对外事务时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而且独董的选取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和文化，想要改绝非易事。

　　“经济学家本身担负着科研和教学的工作，一年也到不了上市公司几次，繁杂的日常事务使得上市公司根本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在生产经营方面提出好的见解。”6月2日，省内某上市公司总经理直言，“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身份的人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都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有相关规定，所以不得不在董事会中至少设立3名独立董事。”

　　深沪交易所下发“独董调查问卷”

　　或为筹建“上市公司独董协会”

　　在接受《新文化报》采访时，众多经济学家均表示，不论是经济学家担任独董、还是其他什么人担任独董，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独董不作为，甚至沦为“花瓶”的尴尬局面，必须要在制度上进行完善。

　　根据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担任独董的人选必须在原则上符合四个方面的规定。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具有《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如果能够设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协会，将有助于彻底改变独立董事分散、缺乏独立性的局面。”日前，多位经济学家在接受《新文化报》采访时均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事实上，早在2007年底，就曾有200家上市公司独董联名上书中国证监会，希望能够在证监会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协会。然而不知何种原因，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2009年5月中旬，深沪交易所同时向各自所属会员上市公司下发了关于独董的问卷调查。要求独董填写内容包括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由谁提名的”、“担任独立董事的最大风险”、“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考虑的因素”、“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着重发挥哪一方面的作用”、“目前国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等五大类、共65个问题。

　　“交易所要求每家上市公司至少3位独立董事匿名填写调查问卷。由于深沪交易所是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进行调查的，因此极有可能是中国证监会在为成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协会’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个问题已经酝酿数年之久，不能再拖了。”9日，有知情人士表示。

　　事实上，独立董事之乱象和关于独立董事的争论，从2001年国内独董制度建立伊始，到2004年新疆屯河独董魏杰黯然请辞、伊利股份独董俞伯伟被罢免，就从未停息过。而业界对经济学家担任独董的争论，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经济学家作为公众人物，在担任独董时虽然少有作为，甚至成为‘漂亮花瓶’，但是相比其他一些担任独董的人士明显要好上许多。”7日，一位监管机构的官员说，更多的退休官员和专业人士根本不是“花瓶”，而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成为企业的“帮凶”，那才是更可怕的事情。“制度的完善确实重要，但制度的建立也绝对不能草率，不然制度本身或者设计制度的本意就是‘花瓶’，又怎能奢望这个制度下的每个因子能够令人满意？”

　　碰撞

　　叶檀：制度决定他们沦为“花瓶”

　　6月9日，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在接受《新文化报》采访时说，经济学家担任独董出于什么目的，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就算目的再不可告人，或者有违道德，那也没有触犯现有规定，现有的规定确定独立董事有很多程序，经济学家也是通过这些程序才当上独董的，这其实是一个制度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就使得不管谁当都不可避免是“花瓶”，毕竟独董是从上市公司拿钱。

　　夏业良：无可厚非

　　“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董无可厚非。在国外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也有担任公司独董的，只不过数量较少，没有国内这么普遍。”6月9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在接受《新文化报》采访时如此认为。

　　“实际上，企业找来经济学家担任独董，是希望从外部人的角度对公司提出评判和建议，企业也并没有奢求经济学家从经营管理方面提出太多建议，更多还是希望经济学家作为独董从宏观经济研究方面对企业有所帮助。”夏业良认为。

　　水皮：不妨把独董制度好好改改

　　9日，知名财经观察家水皮在与《新文化报》谈到经济学家担任独董问题时认为，不妨把独立董事制度好好改改。改革的焦点，建议放在独立董事的产生方式上，无论是建立独董库，还是成立一个独立董事协会，总之独董的产生不能是大股东提名委派。

　　魏杰：美独董抗衡大股东，咱不能

　　曾因在德隆系公司“辞职”而“名声大噪”的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显然对“独立董事”问题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深有体会。

　　魏杰坦言，由于肩负繁重的教学和研究任务以及其他社会职务，所以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由他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的详细运营状况。有时候正讲着课，公司传真就发来了要求签字，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对内容做深入的了解。

　　在魏杰看来，美国的独立董事都是作为社会兼职，但仍然可以抗衡大股东。这是因为美国的上市公司股权比较分散，并且是全流通，股民可以用手投票，也可以用脚投票，功能很健全，并且美国的监管体系很完善，这样独立董事兼职就可以胜任自己的工作。而中国独立董事作为社会兼职存在很多问题，“一股独大”现象严重，监管也不健全，独立董事有繁重的工作要做，很难起到制衡大股东的作用，因此主张中国的独立董事应该职业化，这样可以解决独董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精力问题，当然还有工作能力问题。

　　本报记者 　李雁程 　孙宪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