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梓 王秋凤 张耀东

　　为仰融提起的笔很难落到纸上。这个52岁的男人的身上一直有太多的争议与谜团：昔日的亿万富翁，2001年凭70亿身家排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华晨汽车的创始人，为中国运作第一只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凭借资本运作，打造出一个总资产高达30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戴罪者”，2002年被辽宁省公安部门批捕，同年出走美国……

　　6月23日下午，仰融从美国洛杉矶住所给本报打来越洋电话，向本报透露：尽管他人还没回到中国，但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已经铺开。他坦言，从情感上来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仰融无疑是一个在中国汽车界以至更广阔商圈的符号性人物。有关仰融的故事很难以有限的篇幅说清，哪怕只是勾勒一个顺序的轮廓。

　　还在辉煌期，仰融曾评价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转折：其一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盘的“华晨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其二是1995年1月，华晨接管“金杯客车”管理权；其三，1999年，收购申华实业，更名上海华晨，后转换为“申华控股”。

　　那时的仰融显然无法预知更大的人生转折还在后头。2002年，无论对华晨、还是对其个人，都堪称最剧烈的跌宕之年。

　　在仰融身上，附着了太多时代色彩。仰融的人生是大人生，有仰融这样的人物集群参与构筑的时代是大时代。马胜利，牟其中，史玉柱，赵新先……以他们为典型个体，呈现的是一种因时代大开大阖而簇集疯长又异化消亡的宏观生态。

　　在那群人的创业路上，留下了太多时代的印刻：股市风潮，下海经商潮，企业改制转轨，非公经济开闸，轿车进入家庭，中外合资开启，以及那些难以说清的企业“原罪”……

　　翻开前事，仰融的沉浮逃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用典。曾在体制嬗变的接缝中如鱼得水的仰融，也最终在腾挪跳跃至正酣时，出现了人生大转折。

　　可以想象仰融2004年读到郎咸平关于解决民营企业家原罪“出路”的文章时的激荡心情。郎咸平有关对企业家“要约束更要保护”的见解，肯定让仰融认为找到了知音，遂决意委托郎作为独立第三方，代为处理其与辽宁省政府之间的产权纠纷。

　　世间事，不可逆，无也许。但我们不妨在此假设一下：如果仰融不移爱宁波，华晨汽车将会“出落”成何等花样年华，未可知；围绕罗孚就不会有后来的上南争夺，罗孚或许就不会破产；雷诺也许不至于今日还伶仃在中国国门之外；丰田在中国可能就不会只有一汽一个合资伙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没准已经搭上了销往欧美市场的滚装船……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仰融若没有在2002年出走美国，或早已迷失在自己设计的、忘乎所以的资本迷宫，沉沦于华晨系野心难抑的膨胀与妄诞中，崩塌得也许更为惨烈。

　　或许，再过若干年，仰融会感激这七年的去国生涯，真正解脱命数中的悲喜纠结。而眼下，仰融的全新转折正在临近。

　　6月23日下午3点，是美国时间的子夜零时。电话那头的仰融显得既急迫，又宽容。三个小时的对话中，他几乎没有使用一个否定的词汇。“对，是的，可以，没问题，我会随时配合你们。”他的专注力让人相信，他一定是想好了一切，才会如此通畅地应对所有问题，将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

　　对话依自然逻辑，基本上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始于7年前的那场纠纷的说明，言语间充满了释然与从容。他说，我已经撤销了全部的相关诉讼。他认为凡事都要展望未来。“水落石不出，对事不对人。”这十个字他重复了七八遍，并进一步表达不再做任何计较的态度。他将辽宁省政府比作了“家长”——无论是非对错，父母打了孩子，于礼数而言，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在稍后谈到在中国重启汽车蓝图、涉及国内合作方等问题时，仰融直言，“如果我能选择，选址首选辽宁，合作首选华晨。”

　　第二部分是整个采访的核心部分，事关仰融回国造汽车的宏图大业。在这里，他惟一一次修正了记者的用词，“用‘复活’不妥，说‘重出江湖’比较准确。”他表示，近一段时间里，他精心组建的“正道汽车”管理团队已经在国内各地做了大量调研。一切都为了实施他花了两年多时间酝酿筹划的全新宏大计划——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展开，先期整车制造总产能将达400万辆，发动机600万台；在美国已获批生产基地3万亩，并在10年内减免税费；在中国选址问题上，已有5个城市在谈。他对中国意向城市承诺8年内实现300万辆产能，1万亿产值，1000亿利税，10万人就业，人均年收入10万元。他一再表述自己此番“归来”的高新境界，要以最前瞻的全球化视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造拥有最先进技术和最具规模收益的汽车，绝不会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此中国汽车才能实现飞跃甚至颠覆全球产业格局。

　　第三部分涉及更多的是仰融个人的思想空间和内心世界。他反复强调，全新开启的人生道路，要着眼于人类未来，要毕生推动中国汽车业以及工商业的跨越发展。

　　也有人遭逢仰融曾经的人生变局，更多的不是沉沦就是变得愤世嫉俗，他如何能够守持信念，重整人生，起头再来？仰融说，有种恶劣的思维定势我不同意，成功99次是理所应当，失败一次就遗臭万年。他自认人生正值壮年，还有许多事要做。他说，眼下最想做的是，当正道汽车项目在中国内地启动奠基的时候，能到现场去扬一锹土。

　　仰融说，“我是中国人，心里有至死也打不破的中国结。不过，我现在的眼界更高更阔了，想中国的事，做中国的事，都要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去谋求和实践。现在我尤感迫切的是，今天以前，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

　　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仰融化身为一道压抑已久的洪流，只为今天找到一个管道倾泻而出。三个小时的电话访谈，仰融似乎意犹未尽，仍有太多无法道尽的块垒心结留待舒展。

　　无论对错，父母打了孩子，都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

　　经济观察报：你这7年都在干什么，跟国内怎么保持联系？

　　仰融：这7年里，我前三年半基本上都是在办官司的事。

　　经济观察报：那个官司现在怎么样了？

　　仰融：我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但后来我们主动撤诉了。说我携款外逃，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毕竟已经审查了这么多年。

　　我本身是不想告的。我只是想借诉讼来证明我没有问题。目的不是非要赢这场官司，非得要赢回这笔钱。我曾经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如果拿回来钱也会捐给慈善机构。我本人诉求的不是这笔资产，而是要证明一下这个项目是谁投入的。我就是这个诉求。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这7年多还没有结果？

　　仰融：这是由专案组调查的，如果有的话早就应该有结论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为什么要主动撤诉呢？

　　仰融：我本还有机会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但是到了最高法院，就不只是经济问题那样简单了。

　　当时，我从国内出来有一个前提：我家在美国，我的小孩、我的太太都在美国。在沈阳搞合资的时候，我也是作为香港的外资公司入伙的，而不是中资公司，所以我是回家，不是逃。

　　今后我要回到国内也不是想打官司，我不会再去较这个劲。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离开华晨的时候，华晨的账上还有十亿元的现金流。

　　仰融：在沈阳和上海的账上一共有四十多亿，光是上海的账上就有十几个亿。我没动过，我还是很公私分明的。

　　我要证明我没问题，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不了解情况的民众说我是贪官。我本就不是官，而是个外商。

　　经济观察报：那你是想让地方政府承认自己当时有失误吗？

　　仰融：我没有这个要求。我多次表示过我的态度是“水落石不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母打了孩子，无论对错，也不该拗着要求大人给孩子道歉，凡事都要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