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国企业成长协会(ACG)主席哈里斯·史密斯

　　■ 本刊记者 魏革军

　　记者：金融危机给ACG的成员带来怎样的影响，ACG在应对危机方面为成员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注意到两则ACG的消息，一则是最近纽约召开了一次针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抄底”的论坛，另外一则是今年9月将召开一次由沃尔克和赖斯为演讲嘉宾的研讨会，那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哈里斯·史密斯：目前美国经济衰退有所缓和，房地产有转暖迹象，油价攀升迅猛，至于在今后两个季度中能否恢复，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需要关注美联储如何执行刺激计划，继续采取适当措施才会避免对经济恢复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对所有行业甚至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ACG的成员是来自各个行业的，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金融危机发生后，ACG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紧紧围绕应对金融危机展开的，基本每一天都有两三个分会会议，每个分会搞什么活动不是统一的，而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设在芝加哥的总部与各分会保持着联系。一般来说，论坛的议题都是相当敏锐、有针对性、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举办各种论坛的目的在于提振成员信心，给成员创造更多商机。比如你刚才提到过的最近ACG针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抄底”所进行的研讨，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原来的研讨会差不多都是讨论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投资。对于那些到美国并购的中国企业来说，在短时间对美国企业进行深入了解是很不容易的，而了解之后如何选择投行，开始并购整合一时也难以切入。ACG很擅长将不同企业整合在一起，通过半天的会谈就可以为中国的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同时也为美国的各类企业寻找商机，这样的活动对帮助企业应对危机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加州今年秋天要举行的研讨会也是应对危机众多活动中的一环。沃尔克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美国都是备受瞩目的人物，听他们的演讲是成员们所期待的，邀请者希望成员们能够从他们的视角对美国的新政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记者：ACG通过怎样的方式为美国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ACG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供借鉴？

　　哈里斯·史密斯：从ACG的名称看，它是一个为中小企业成长而设的组织，帮助企业成长是ACG永恒的主题。ACG成立于1954年，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3万个成员，54家分会主要分布在美国各州。ACG本身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总部设在芝加哥，专职人员少，不超过10人，主席是轮换的，只有总裁是专职的。ACG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一年快结束时，将选出下一任主席，讨论下一年的活动。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不一定要介入到当中，但是在它们的成长期，不少大的跨国公司也曾经是ACG的成员。

　　ACG关注的对象是美国的中小企业，并购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与中国情况差不多，美国80%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为美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建立了一整套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络，尽管如此，ACG在其中还是有着一块不可取代的领地。ACG和其他专业协会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是跨行业的，而其他协会都是本行业的，比如银行业协会、经纪人协会、计算机协会、汽车协会等都是本专业人士参加的协会。而ACG“跨行业”这一点正是其活力以及独特吸引力之所在。一般而言，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加入，都会在其中发现商机并取得成功，实际情况是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银行、各种评级咨询机构、律师和其他服务者比较多。

　　谈到ACG为成员具体做些什么，也许它并不直接为成员提供什么具体有形的东西，而是通过市场机制，给来自各个行业的成员提供见面的机会、交流的平台。当事者最清楚自身内在的需要，也最能够在ACG提供的平台上与自己需要的一方“快速对接”。ACG的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发展到今天，市场运作是最根本的。用市场化手段帮助中小企业才具有可持续性，ACG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希望能为中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些参考。

　　记者：用市场化的手段帮助中小企业，这会不会太软？能够使得成员保持长久兴趣吗？

　　哈里斯·史密斯：ACG已经走过了55年的历史，并且逐步壮大，这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ACG的年会也成功举办了38届，会议的内涵与方式都很定型和成熟，虽然绝对人数不一定很多，但成效却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在平台搭建方面，ACG每年都征求参会者的反馈意见。每年参会对于公司营运来说到底带来怎样的变化，不少公司做过详细分析测算。调查发现，不少成员20%～30%的业务来自于ACG的年会，的确很有经济价值在里面。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样实在价值的话，不少公司可能只会参会一次或者两次，再多就难以为继了。事实上，几乎每个参与的公司都能够获益。有时不一定表现在签了多少合同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接触，可以找到相关的产业链、资金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比如做投资这一行的会找到很多相关的中介机构，这是最为实实在在的需要。假如不加入ACG，公司到世界每个地方去寻找自己潜在的伙伴，结果肯定是事倍功半的。所以参加ACG活动，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市场拓展机会。乔丹公司加入ACG已经20多年了，伴随着公司的整个发展过程。在天津召开的连续三届融洽会上，叶有明先生年年带着乔丹公司团队中的十几个人到场，他们具备了一种长远眼光，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前景。

　　当然，我们的确有一些看起来“软”的内容，这里面又有一种ACG文化的需要，因为我们的宗旨是一切为了成员。美国年会以往的论题并不都是围绕着经济金融，今年也不例外，除了比较经典的资本对接，今年还增加了著名的高尔夫教练给与会者做一对一指导的内容。正如前面所说，我们不是某一个专业的团体，注重的是人人关心的问题，比如前年的那次会上，我们请来了著名的作家谈文学，请来美国著名的励志专家演讲，题目是如何运用形体语言来更好地沟通。

　　记者：天津国际融洽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ACG是重要的参与方，您怎样看待今年的天津融洽会？

　　哈里斯·史密斯：ACG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如此成功，天津是唯一的，并且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多的创新。ACG一直在全力支持，虽然最初我们比较谨慎。应当说，中国的发展使得ACG在全球布局均衡展开。假如不是开始于三年前，假如天津不是如此有远见，而我们也抓住了机遇的话，现在才起步，就必须面对危机的困难境地，也许就失去了最佳的发展时机。比如2008年融洽会上有一场全球基金风险管理的论坛，世界大的基金公司纷纷参会，这样的论坛在今年就不可能了。如果用中国的一句谚语进行概括的话，我觉得由天津市政府、并购公会以及我们ACG三方发起的天津融洽会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本届融洽会的参会总体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除了仍然坚持“快速约会、资本对接”的直接融资模式，它有几个亮点：一是规模大。在金融危机和甲型流感蔓延的不利条件下，统计显示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700家投资、中介、融资机构共6500人参会，中国的基金公司数量第一次超过境外。二是针对性增强。以“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与新兴资本市场”作为大会论坛主题，直面金融危机的挑战，探求应对之策。三是全球11家包括纽约、伦敦、东京等知名交易所参会。四是天津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和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成立。五是ACG在天津成立中国总部。落户天津，对于ACG将来的总体发展很关键。这是ACG继欧洲总部之后成立的第二家总部。

　　多年来，我们摸索了一整套深受成员们欢迎的日程，这些很多都体现在了今年的年会上。如开幕式前一晚上，先有个记者招待会，这样媒体就会及早进入状态，今年天津融洽会还增加了高尔夫球赛。美国ACG年会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每年都选择不同的吸引人的地方，比如美国的阳光之州佛罗里达的奥兰多等，而天津相对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总之，在天津的融洽会是ACG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并且会议成效也在不断地深入。

　　记者：将海外股权投资引进中国，ACG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请您介绍一下股权投资的核心理念以及过程。

　　哈里斯·史密斯：我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创造价值”。在PE行业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收购的成功只是价值创造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认为，ACG充分顺应和发挥了PE自身的规律，那就是创造价值。正是因为价值创造的核心理念，全球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才能发展这么快。价值创造的核心理念是由PE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盈利是任何投资行为发生的直接目的，股权投资的盈利能力来自于其与合作伙伴的密切协作以及在合作的基础上新的价值的创造。股权投资基金通常以控股或非控股的方式投资于非上市公司，也就是某个PE所寻找的合作伙伴，对于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司来说，引入股权投资的目的是帮助企业抓住市场机遇，在企业价值加速增长的过程中股权投资的价值也得以实现。在选择目标公司方面，股权投资基金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关键是在作出一项投资决策之前，股权投资基金要仔细研究判断目标企业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追求共赢”是股权投资的另外一大特征，股权投资的对象是目标公司的股权而非债权。股权投资基金一旦选定目标，便会与之“同舟共济，贫富不移”。一般而言，股权投资关注长期发展，其投资期通常超过3年，甚至长达十余年，因此肯定会长期关注目标公司的成长性。股权投资难以随时变现，原因是资产的流动性差，不像股票、债券可以随时买卖，同时其交易费用高，项目筛选、尽职调查、合同谈判等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费用，律师、会计师费用也比较昂贵。还有股权投资交易期限长，从前期调研到商务谈判，从决策到交割，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有的超过2年。凡此种种就注定了股权投资与目标客户的前途是休戚与共的，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注定了股权投资会全力为目标公司赢得最大的回报，而在此同时，自身也就得到了发展，这实际上就与目标客户取得了“共赢”。

　　记者：近期ACG 的《收购与兼并》刊物刊登文章，探讨金融危机为并购市场带来的机会，请您展望一下世界并购市场的前景，您怎样看待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并购和上市？

　　哈里斯·史密斯：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认真思考。客观上来讲，危机对并购市场尤其对投资收益的影响非常大，世界各国推出有力的救市政策之后，经济虽然略有回暖迹象，但危机远未见底。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资产大幅贬值，似乎出现并购的大好机会，也同时带来了到海外上市的好机会，但在这里，我倒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并购发展到今天，业界人士变得越来越理性和冷静。我认为，不应当为并购而并购，实施并购一定得有充分的理由。企业通过并购，要么产生协同效应，要么提升核心业务，并购中要特别重视文化的整合问题，在这方面负面的案例多，成功的案例少。有的企业当时完成了并购，但是却蕴含了大的隐患。错误的并购往往导致企业资产被蚕食、品牌被磨蚀，形成巨额亏损，最后只好再卖掉，有时甚至原来的企业也不复存在。

　　关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问题，我的确看到全球这么多交易所都在讲解它们各自的优越性和优惠条件。我认为，目前的确是一个好的机会，但是如果企业自身并没有发展到应当上市的水平，则应当“退而结网，而不是临渊羡鱼”。不是每个企业都值得上市，也不是每个企业都应当上市。很多企业并不清楚上市的最终目的，也许认为上市很光荣。不要忘记上市费用很高，尤其是在海外上市，成本非常高。不少如今已经很成功的大企业家回忆起当时的上市路，认为如果有机会重新走过、重新选择的话，不一定选择上市。上市有时如同把你推到聚光灯下，使一切压力白热化。过去，上市企业的大股东错误地认为：上市公司=提款机。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状况是无法延续的。同时， 如果你的企业很赚钱，为什么要急于与别人分享？所以到不到海外上市以及选择什么时候到海外上市，需有一个清醒的权衡。我认为，做企业要有平常心，要有科学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将自己企业的业务做好，这才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