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关闭补偿至少需1000亿 省煤炭厅呼吁国家“资金支持”

　　本报记者 陈岩鹏 山西报道

　　山西煤矿整合的资金缺口有多大？1000亿、2400亿、3000亿，抑或更多？在官方隐晦和补偿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

　　3月17日，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给《华夏时报》记者出示了一份题为“尽快完善我省煤矿兼并重组整合政策”的专题报告，上面有省长王君的批示，落款时间是2009年12月24日，王宏英说“是在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批的”。

　　该报告称，今后3年山西省煤矿企业建设投资总额大约在2400亿左右，这一资金量比目前全省规模以上煤矿企业固定资产净额要高得多。而且，这还不包括“最保守估计”的1000个亿的矿井关闭补偿款。

　　随后几天，本报记者走访了山西焦煤集团和位于晋中的其分公司汾西矿业集团，得到的观点和数据同王宏英的调研报告基本相符。

　　在采访过程中，兼并主体企业们反映，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政府资金援助，反而要为山西省政府出台的补偿规定买单。此外，部分市县政府的一些做法，将关闭煤矿的政策成本转嫁给了兼并主体，加大了兼并主体的重组成本，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些人士认为，原本市场化运作的资源整合却受行政干预之累。就连山西焦煤集团的相关人士都坦言：“资源整合已经上升为一项政治任务。”

　　当然，一切不确定因素当中，最大、最危险的是七大国有控股兼并主体的经营风险的大幅提高，山西煤炭行业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大幅下降。而山西煤炭产量超过全国总量的1/5，30年来始终位居全国第一，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能源支撑，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据悉，“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在全国推进煤矿兼并重组。山西首开先河，其做法和经验必将会被其他省份借鉴。

　　资金缺口巨大

　　“两会”期间，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发布了一份关于煤炭资源整合的工作报告，在报告的最后一段提到：关闭小煤矿任务重，资金需求大，为此恳请代表们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明确关闭矿井的补偿标准和资金支持。

　　3月17日，本报记者来到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就上述报告内容问询情况，办公室戴主任表示并不知情。当记者提出采访要求，这位外宣负责人以“相关领导外出督察”为名拒绝了本报记者，而去年11月份记者赴山西采访时，亦遭到戴主任同样方式的拒绝。

　　当天，山西省财政厅给出明确答复：“财政方面没有因关闭矿井补偿拿过一分钱。”负责对接省煤炭工业厅和国土资源厅工作的经济建设一处处长张国翠向本报记者表示，只给过办公室设在煤炭厅的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一些办公经费，“按照省里的政策，补偿应该由兼并主体的企业负担，而不是政府。”

　　但问题是，补偿款并没有如期返还到退出的煤老板手中。浙江煤老板谢兆基向本报记者反映，去年年底拿到的补偿款不到50%，不是协议规定的80%(详见本报3月13日刊出的《山西省首度回应煤矿补偿浙江煤老板反驳“无证据说”》)。

　　就连作为兼并主体的企业也承认有付款不到位的情况存在。3月18日，记者从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了解到，按照山西焦煤集团的规定，付款比例不超过应付款项的50%，现已支付了部分款项，其他剩余款项待焦煤审定后方能支付。汾西矿业资源办主任李云福在向总部汇报中写道：付款不到位使接管后开展工作困难重重，现需要支付大量的资金，也需要向地方政府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希望焦煤给予资金上的方便和支持。

　　王宏英曾赴长治市下面的一个县区调研，该县区的26座矿关闭了22座，所有补偿加在一起有10亿元，而且在山西，这样的县区属于煤矿少的，有的县区能达到160-170座，“全省有84个重点产煤区，一个区县按十多亿算，最保守估计也要1000个亿。”

　　缺的钱还不止这些，山西焦煤集团宣传部副部长杜鹏程向本报透露，该公司去年在矿井的改扩建上已经投入了70个亿，今后三年还要投入190个亿。他坦言：“资金缺口比较大。”

　　刚刚加入兼并重组行列的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资金缺口也不小。据调查，该集团未来3年将在煤矿建设上总投资超过500亿元。

　　“此次兼并重组整合后，全省煤矿中约有80%的矿井需要进行改扩建工程。”王宏英对本报记者说。据初步测算，今后3年山西省煤矿企业建设投资总额大约在2400亿左右。

　　企业为政府买单

　　尽管在兼并重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但张国翠表示，自从去年资源整合开始以来，不仅省财政未拿出一分钱，而且，“省煤炭厅和国土厅也从来没有向省财政提出过资金支持的请求。”

　　据王宏英介绍，山西省财政目前还有“两权”(采矿权和探矿权)有偿出让的部分款项，资金额300亿元，归省国土厅支配。不过，国家已经明确规定这笔钱只能用于资源勘探、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地质灾难救助等三个方面，很显然，补偿款不在其列。

　　事实上，这300个亿只是有偿出让款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都已经收不回来了。据了解，有偿出让款按照不同方式出让来分配比例，中央和山西省按“二八分成”，山西的那部分再按照2∶3∶5的比例分配给省市县三级。

　　“省市县各级政府都不给退，市县当地政府拿这部分钱做了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作为预算外收入支付出去了，该花的都花了，让政府退这部分钱很难。”王宏英说。

　　兼并主体企业非但没有得到政府援助，反而要为政府买单。山西省内一煤炭集团的老总反映，企业除了要全额退还风险抵押金和剩余煤炭资源的采矿权价款外，还要按原价款标准给予50%和100%的补偿，资金承受能力不小。

　　“一些兼并主体企业在观望，不肯及时付钱给被兼并企业和煤老板。”山西省煤炭系统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省财政厅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更是直言：由于后续改扩建资金需求压力大，有的兼并主体企业打算借补偿标准不明确之机，少补一些了事。

　　王宏英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地区把近两年“政策关闭煤矿”与被兼并煤矿打包作为“被兼并主体”，有的地方将资源不相连、距离较远的关闭煤矿与被兼并主体捏在一起，打包作为“被兼并板块”由兼并主体重组、整合。

　　“这些做法实质上是把关闭煤矿的政策成本转嫁给了兼并主体，加大了兼并主体的重组成本。”王宏英如是评价。

　　此外，王宏英还注意到，也有一些地方采取了县级政府在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矿中占16%的股份，“地方政府要入干股分红”，主要用作补偿财政返还关闭煤矿采矿权价款。有的地方要求兼并主体在协议中明确新组建煤矿的吨煤收费条款，收费标准最高达170-180元/吨。

　　山西焦煤集团的相关人士也认同王宏英的观点，“兼并主体企业要与政府商量，政府占主导，资源整合已经上升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了。”

　　王宏英表示，这些做法形成了在重组整合中普遍存在的补偿议价问题，而根据当地“土政策”计算的议价补偿费用要远远高于省政府有关政策的规定，使兼并主体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经营风险大幅提高

　　记者在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采访时，李云福正在向总部写报告，在“项目资金支持”标题下有一段用括号标注的话：2009年底汾西在焦煤留存的约11亿资金，希望焦煤能给予汾西机动动用。

　　李云福对本报记者说：“如果这11亿批下来，应该能填平关闭煤矿所需的补偿款。”但另一块数额庞大的开支让这位资源办主任心有余悸，那就是“未来三年改扩建需要投入的100个亿”。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恳请全国人大代表们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与否，记者也不得而知。到截稿时为止，本报记者未收到煤炭厅的任何回复。

　　不过，相比之下，王宏英调研报告中的建议要详尽得多。他建议制定出台统一、公允、规范的补偿办法，明确补偿范围、原则、标准以及补偿资金的来源和支付程序。他指出，此次补偿，不仅要平衡被兼并重组煤矿的利益，还应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善后事宜，在此基础上，引导各地建立起规范、和谐的村矿、政矿关系。

　　同时，王宏英还提出“要对一年多来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进行评估”。他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相互矛盾、不符合实际的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同时对今后兼并重组面临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出台相应规范的、统一的政策措施。

　　王宏英警示：“防范大规模基建投资使兼并主体存有巨大的潜在经营风险。”在他看来，这次整合中七大国有控股兼并主体资产负债率将大幅提升，再加上补偿资金和下一步矿井投资巨大的问题，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大幅降低，从而使山西全省煤炭行业，特别是七大国有控股兼并主体的经营风险随之大幅提高。为此，王宏英提出了“加快煤企股权多样化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