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一轮外资并购浪潮，商务部、发改委、国资委等部委都在深度思考；然而，全国工商联在两会上的一份提案打破了“思考者”的沉静。
工商联在《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中提议：国务院设立“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和协调涉及经济安全的投资、经营等经济行为。
“这一机构的具体职能，类似于CFIUS(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法律部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
该人士认为，工商联的上述提案其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建议对于外资准入的并购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另一方面，对于外资并购，国内必须进行理性选择，而不是“来者不拒”。
事实上，担心国内产业(企业)被跨国公司“吞”掉，是各国对于外资并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观念障碍。为此，各国纷纷制订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风险防范，但程度及侧重又各有不同。
美国CFIUS的启示
2004年12月29日，IBM正式向CFIUS递交并购材料，CFIUS针对此次收购展开为期45天的调查，最终予以放行。
在标榜商业自由的美国，CFIUS为什么成为左右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的第三方势力?据介绍，CFIUS隶属于美国财政部，于1975年根据《美国第11858号行政法》(ExecutiveOrder 11858)成立，主要职能是评估和监督外国投资对美国的影响。
按照惯例，CFIUS接到外国公司的并购通知后便开展审批调查，一般控制在75天内。当调查完成后，CFIUS将调查报告提交给总统，总统必须在15天内做出最后决定。
目前CFIUS的成员发展至12名(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美国贸易代表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国土安全部长等政要)。
事实上，CFIUS很少对跨国并购展开正式全面调查，2004年CFIUS每50个交易申请中，只有1个被全面调查。资料还显示，其成立以来，审批了逾1500宗申请，其中只做了22次全面调查。
“CFIUS并不是最终决定跨国并购是否成功的美国官方机构，大型的跨国并购往往还会涉及反垄断问题，需要通过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审批。”美国纽约国际集团中国投资部经理李明表示。
“必须明确的是，这几年美国官方监管机构对于跨国并购的干预正逐年在下降，只有涉及重大并购才会开展调查。”李明称。
与美国对比，法国政府正在采取“过激”行为，严格控制外资进入法国重要产业领域。
2005年8月31日，法国政府提出以下十大战略性工业禁止外国公司并购：生物科技、制药、军备、赌场(防止跨国洗钱)、安全、通讯接收设备、电脑安全系统、军民两用科技、密码设备及与敏感军事情报有关的企业。
此外，针对米塔尔(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计划并购阿赛洛公司(法国控股的欧洲钢铁企业)，以及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计划并购苏伊士公司(法国重要能源企业)，法国政府同样迅速采取了措施。
2006年2月16日，法国财政部长布雷东表示，法国政府将动用国家力量保证这些企业不被外资收购。
今年2月21日，法国参议院二读通过了公开标价收购法案。这一法案表明，一旦出现外资恶意收购法国上市公司，法国企业就可以以免费的方式，发行股票认购券，增强企业的自卫能力。
法国政府的上述举动被欧盟委员会指责为倒退，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作法，欧盟将深入了解有关情况，以确保法国政府的行动符合欧盟法律规定。
立法比机构重要
针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各国采取的模式不一致。美国与英国采取的是“单轨制”，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则是“双轨制”。
“由于美国没有针对外资并购与国内并购分别立法，必须有一个政府机构对于外资并购进行集中监管。”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吕立山表示，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CFIUS便应运而生。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而是把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与其他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等同了。”吕立山认为，相关政策没有解决，即使成立一个类似CFIUS的机构，也不能依据相关法规开展工作。
据了解，对于哪些领域禁止外资并购，目前主要由商务部、国资委、发改委等部门内部掌握。
“目前缺乏全国统一、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吕立山表示。
此外，吕立山认为，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遥褡骞ひ当冉媳∪酰笠等狈示赫ΑＴ谡庖恍问葡拢捎靡坏肚械摹暗ス熘啤北厝换岫悦褡骞ひ敌纬删薮蟪寤鳌?/FONT>
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并未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实行“单轨制”，而是采用了分别立法的“双轨制”。
吕立山建议，中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应针对外资并购和国内企业并购制定相应的区别性法律法规。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保证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吕立山认为，在目前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的不是一个单独的监管机构(如工商联建议成立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来监管外资并购行为，而是需要一套完整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来实现。
针对是否设置“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同一问题，美国纽约国际集团北京代表处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明表示，在吸引外资方面，印度政府的监管仅停留在市场准入的层面，而中国正跨入理性选择的新阶段。
“事实上，中国正在针对外资并购进行新一轮政策重估，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立法比设置机构更重要。”李明说。
据李明介绍，早在1995年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尽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了禁止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内容，但可操作性不高。
“如何进行分类管理，加强对外商投资方向的导向作用？如何建立完善的企业并购法律体系？这些问题远比设置一个监管机构更重要。”李明表示。
风险防范体系
“针对外资并购的监管机构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它跟现有的国家部委又是什么关系？”欧莱雅中国区一位负责人认为，目前国内关于外资并购的模糊政策规定令众多跨国公司无所适从。
从政策层面来看，2003年1月2日，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委联合发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这一规定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专门针对外资并购的行政规章。
此外，2005年1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年初，商务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诸多政策表明，外资在国内市场进行并购的政策限制已经大大放宽。
“放宽与监管是两回事，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中国政府针对外资并购如何进行监管？具体由哪个机构执行？根本法律依据是哪些？”上述人士认为，这些疑问一直困惑着外资企业。
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的相关报告认为，尽管《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形式、外资并购的原则、审查机构、审查门槛、并购程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是这个法规目前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现行的外资监管法规分散在上述多个行政性法规之中，这些法律制度不足以担当起统一监管外资并购的核心重任。
“国内缺乏一部根本性的、系统的外资并购法律规定，相应地，中国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威的外资并购执法机关。这一现象已经引起重视。”吕立山表示。
显然，在法律层面，外资并购的监管关系只能靠几个政府机构进行配合协调，如何避免行政权力的多重监管，成为外资并购中的关键难题之一。
欧莱雅上述参与了并购小护士的负责人抱怨，“只要想一想审批程序，你就知道这有多复杂了。”
“跨国公司希望针对外资并购的相关法律条款能更明确，更有针对性。”吕立山律师指出，这样，无论是对于外资企业还是国内企业都将产生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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