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可能注定成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运不济之年。科龙股东集体起诉德勤的风波尚未平息，今年5月，G外高桥公司以普华永道公司没有尽到函证的审计责任为由提请仲裁，要求赔偿两亿元人民币的损失。最近，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中央青山监察法人又由于涉及到帮助嘉娜宝（Kamebo）公司做假账来粉饰财务报表，而被日本监管部门勒令停止为大型企业客户提供审计服务两个月。这是自安达信事件以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遭遇的最为严厉的制裁。而日前安永因发布没有事实基础的关于中国不良贷款总额的报道而道歉的丑闻，无疑成为了近来四大丑闻的一个最新注脚。

四大在中国的市场地位来源于其国际信誉度

平素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享有盛誉、以客观和稳健著称的四大，近来却频频卷入造假、失职和哗众取宠的漩涡中。我们不仅要问，四大究竟怎么了？

在中国的审计市场上，四大牢牢占据了前四位的位置。

以2004年的业务收入为例，排名第1的普华永道为人民币12.5亿元，四大中排名最后的安永也有6.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与之相比，国内规模最大的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2004年的总收入仅为1.5亿元人民币，与四大相比相差巨大。

中国几个最重要的国有垄断行业的审计也几乎被四大包揽。而且出于审计独立性的需要，四大在每个行业中基本上是各自抢占一个山头。每年在这些寡头企业身上，四大都能赚取不菲的审计收入。

四大的收费标准和国内事务所相比要高出许多，但是国内企业仍然趋之若鹜，其根本原因在于，经过四大审计的财务报表，在国际投资者看来其可信度会高出许多，从而国内企业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话，可以支付更低的风险溢价，从而降低股票的发行成本。按理说，在市场经济中，高收费必然意味着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独立和盈利的两难选择

审计师们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天底下最有趣的关系之一。为了聘请四大做审计，客户们要支付比聘请国内事务所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代价。一般来说，中国企业要在海外上市，在海外上市后披露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表，或者寻求海外资本的兼并收购时，需要聘请四大这种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事务所来做审计。按理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四大的审计师们应该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才对。但是审计是个特殊的行业，审计师虽然从客户那里收取费用，但是最终却要向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负责。这就决定了审计师不能对客户唯唯诺诺，而是应该用客观独立的眼光来审视客户的财务报表和内控体系，按照通行会计和审计准则来独立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论这种意见是否受客户欢迎。

作为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四大原本是具有比较完善的风险控制程序的。一般而言，四大有这几个环节来控制审计风险：第一，对接收新客户相对谨慎，一般会有经验丰富的合伙人和高级经理来判断新客户的风险状况，以确定是否建立业务关系；第二，对于老客户而言，四大保存着连续多年的详尽的工作底稿，这就保证了，尽管人员流动性大，审计依然具有连续性，也有利于发现财务报表中的异常；第三，各个级别的审计人员负责风险程度不同的审计项目。刚进来的毕业生一般负责风险最小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等项目，而风险程度较高的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折旧、收入和费用等科目则由经验更丰富的人员来负责，一旦对某个重要科目不能确定，更高层次的人员就会参与进来；最后，由于四大的收入相对丰厚，不大可能发生为了留住客户而违心修改审计报告结论的不正当操作。

但是话说回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公司要长期发展，得靠盈利；而要获得盈利，就必须搞好和客户的关系。因此，四大就必须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搞好与客户的关系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实际上就是走钢丝。无论往哪个方向太过倾斜，就会跌得很惨。

对四大不能报有任何迷信

安达信事件之后，四大相继剥离了自己最具赢利性的投资银行业务。由于年度审计收入是比较稳定的，为了迅速扩大收入，四大难免在天平上更多地向利润倾斜，这表现在为了获得和留住客户，四大简化了自己的风险控制程序，主动削弱了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根据风险报酬相配比的原则，高利润必然意味着高风险。最近的一系列丑闻，不过是四大因为片面追逐利润而遭受的报应。

此外，由于在四大工作非常辛苦，而且面临的工作机会众多，因此，目前四大在中国遭遇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中层管理者的流失。具体而言，四大的高层和底层人员都很充足，但是具体负责项目的in charge却流失很多，中层人员的流失或者让经验不足的初生牛犊来挑大梁、或者让高层人员在项目层面分散了大量精力而不能集中于总体风险控制，因此使得四大的风险控制体系产生了断裂。

归根结底，四大是赢利性机构而非社会公益性机构，它追逐的是自己的长期利益，而机构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未必是重合的。因此，我们对四大不能报有任何迷信，监管机构也不能因为四大的名头而给予其特殊待遇或放松监管，对于四大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