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文件迟迟不落地，凯雷收购徐工变得逐渐渺茫起来。有心想携手的收购与被收购方在望穿秋水之后，也绝望地以毒丸计划进行最后一搏。同时，国内的同行三一重工提出新收购方案，凸显出该并购案的不公平，也显示出目前民企在目前国内甚嚣尘上的并购大战中仍未获得进场资格。

凯雷收购徐工案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反映了在行政强扭之下形成的巨无霸国企选择怎样的自新之道。而围绕着该并购案所形成的从上至下的对经济主权流失的担忧，已不止于对经济事件的探讨。

不管反对与赞成者提出了多少理由，他们的市场立足点只能是：第一，并购市场是否是个开放的市场，可以由市场生成合理价格；第二，并购是否对交易双方有益，而不是损一方肥一方的私下交易或不公平交易，这其中显然应该包括对庞大的工人群体的安置等社会性问题。

在凯雷收购徐工案中，第一个立足点由于三一重工的出现受到质疑。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在博客中激愤地指责此次收购不公，他们曾那么热切地期望双方“合作”，却被明确排除在合作之外，“拥有强大品牌优势、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年收入170亿元的徐工竟然20亿出让！现在我的问题是：全盘接受凯雷方案，并加价30%也就是26亿人民币，三一能否收购徐工？”当然，向文波不会放过战略产业发展主导权究竟应该落在谁的手中这一挑动社会敏感神经的核心话题。

向文波的话貌似有理却不能服人，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外资在收购过程中的风险溢价部分，你可以觉得市场风险不高，但外资收购方有可能觉得很高，风险边际可能在30%甚至50%以上。双方标准不同，很难说谁有理谁没理。

市场，也只有开放市场，才能最终确定哪个价格是合适而公允的。

但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徐工从收购中小企业到被人所收购，当地政府始终插手其中，给予全方位指导，其交易水平与价值评估体系的水准不容乐观。在此情况下，不管是凯雷、卡特彼勒还是三一重工，各方进入同一市场只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才能得出市场价格。事前天花乱坠，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从向文波对于股改支付对价的意见，到三一重工准备收购前与当地政府和徐工之间沟通借手行政力量的行为来看，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市场意识有多么高明。当然，我们同样也无法证明凯雷收购之后就能让徐工走上康庄大道。

怎么办?只有一条，放开市场让希望收购者全部拥有入场证，而后让专业人士对近远期的种种风险与利益进行切实的评估，并向社会公开。只有“就市论市”，市场才能走向理性。

回过头来说，在此次收购案中，三一重工确实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仅仅因为出身草根就被一条“国际化”的红杠子排除在议价队伍之外，这是明显的歧视。而凯雷作为私人投资基金在中国布局非止一日，在亚太区的四支基金规模达19亿美元，此次投资徐工机械的凯雷亚洲合伙人基金规模约7.5亿美元。在巨量国际资本的冲击下，人们对于中国经济被收购的担心并非无因，在国门打开时间不长、市场泳技尚待提高的情况下，难免心怀疑惧。

不要说国人，就是市场经济的巨擘美国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发出过“日本要收购美国”的不平吼声，但日本人仍然收购了大批美国企业物业。结果美国人以资本市场的急跌又从日本人手中低价回购了大部分产业———这就是市场的技巧。

有了公平与成熟的市场，我们的市场技巧才能磨炼成熟。在转型的关键时刻，煽动情绪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