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周湄

就在大部分的投资银行还在闷着头从“华尔街(Wall Street)”迈向“主街(Main Street)”时，高盛已经登堂入室，开始步入美国政府内阁了。这次是亨利·鲍尔森(Henry M. Paulson)，一位朴实而坚毅、并且已经带领高盛渡过了传奇般的30年的现任首席执行官。

普通的老百姓预感到这位金融界神人会给整个美国经济生活带来本质的好转，财经界人士则惊喜地大松一口气，攥紧了手头看好美国经济走势的筹码。而高盛的那些华尔街对手们，则极可能是略带醋意地咕哝道，这帮高盛的家伙们，他们又一次进去了！是的，又一位高盛人，又一任权重位高的财政大员。现在美国政府里都快能组成一个“高盛校友会了”。

实际上高盛走的策略不过是当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的共识。掌握着资本市场核心权力的他们一直致力于全方位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欲拒还迎

年过六旬，志得意满的亨利·鲍尔森将是继1989年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之后受美国总统盛情相邀进驻内阁的第二位高盛人。从当年的罗伯特·鲁宾，到今年的亨利·鲍尔森，“高盛校友”和华府结下的渊源，值得玩味。而高盛在对政府公职进行积极渗透的过程中，不仅从商业价值上获得了无数好处，而且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商业和政治的网络交错盘结，高盛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华尔街投资银行。

当年，在罗伯特·鲁宾担任高盛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时，罗氏对政治权利的欲望和追求在整个华尔街彰显无遗。而鲍尔森则在政治上表现得踌躇，并相对显得低调而笨拙。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高盛倾注了的毕生心血使得鲍尔森对余下的东西兴趣寡然，即便是美国白宫的主人提供的政治仕途他也无暇去细思向往。布什总统三番两次邀请鲍氏即便谈不上是天子垂爱，也算是三顾茅庐了。刚开始固执的鲍尔森一直以“不想耽搁总统宝贵的时间”为由数次推诿。在同是“高盛校友”、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约书亚·伯顿(Joshua Bolten)的劝说和巧施妙计下，鲍尔森才最终被套牢财政部长此职。

而更多的信息印证鲍尔森对白宫高职的推让只不过是因为“不佳的时机”罢了。这位精明的“高盛校友”只需简单地把现今美国的经济状况和当年罗伯特·鲁宾的境遇作一番比较就知道了。在这个时候进驻白宫、尤其是在布什手下担任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财政部长是件多么令人不爽的事。作为共和党人的鲁宾幸运地遇上了来自小石城草根阶层克林顿以及克林顿对发展美国新经济的决心和与之相符的能力，而刚愎自用的布什留给前几任财政部长权力范围的，正像布什得州老家北部中央平原区(Panhandle)那不毛之地的土壤那样，是“上面长不了什么果子”的一块窘迫之地，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约翰·斯诺(John Snow)的狼狈离职。

所有的这些都成了鲍尔森和布什幕僚谈判过程中手中的王牌。最终应该是布什在放权问题上作了很大承诺和让步，这才有了鲍尔森的欣欣然步入白宫。没有办法，被财政赤字和自由贸易搞得焦头烂额的布什太需要华尔街的帮助了！其实又何止布什呢？每次美国总统在财政问题上遇上麻烦总是要到华尔街找个导师的。区别只在于这个“导师”最后在政府担任什么官职而已。

长远的贪婪

在美国历史上，华尔街和外界主要是政界的关系一直是处于博弈的游戏中。在连番互有攻守的事件中不少投资银行家领悟到只有渗透到政府、学术界等地方去，尽可能扩大思想影响力才是维护利益的最有效方式。而把这一战略贯彻得最彻底的是高盛。但有趣的是，高盛恰恰是在经历了白宫和国会关系的低潮期后领略到这些的。

由于1929年的大萧条，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至今仍严厉控制着华尔街一举一动的法案和法规。这些监管条例都是从投资者的立场出发，而对华尔街的大亨们则是打击。

当时华尔街出于谋取私利的目的，向当时仍然无知的广大弱小散户投资者大量地推销未经过市场风险检验的产品，这些产品失败后留下了一大群愤怒的散户。在这场风波中高盛作为产品的发明者大赚了一把，代价却是其后数十年生涯中在该行业的声誉丧失殆尽。

不过在这场教训后，高盛重拾信心。在核心价值观中，高盛开始注入两项元素：对内是绝对地强调团队精神和合作，对外则是以“long term greedy”作为对华府政界的永久性追求的标准。这两项元素承前启后，并且是由高盛的管理层高人手把手地亲自传授给每一层员工。而尤其是后者的观念，更是自新员工跨入在Broad 大街 85 号高盛总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不停地灌输。在高盛，倘若谁把对于个人财富的追逐看作终极目标，是和公司理念不吻合并且遭到嘲笑的。

高盛认为，在财富价值之外，还有更令人贪婪的东西，那就是对政府公职的渴望和追求，“或者这叫做，long term greedy”。

自高盛的创始者希德尼·维恩伯格(Sidney Weinberg)开始，从事政府公职就被赋予光环，被视为“更崇高的召唤”。

曾是高盛外汇交易员的丽莎·恩里奇(Lisa J. Endlich)在后来写作的《Goldman Sachs: The Culture of Success》一书中，更是直接地把高盛这种代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观视为家族传统。

Long term greedy，如果这个价值观不被误解的话，就正是高盛的家族历史留下的最宝贵财产之一，“如同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一样，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罗伯特·鲁宾和亨利·鲍尔森出任政府要员并非个别案例，还有一大串的名字刻在从高盛迈向政界的大道上。

而从白宫延伸开来，在更多的经济和政治难分经纬的领域，高盛也有着一帮老练的前校友勇往直前。

当年被看好可能成为亨利·鲍尔森继任人的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执起教鞭。他甚至放弃在高盛高达千万美元的年薪，接受清华大学象征性的“一美元”聘金。其卧薪尝胆之心，堪称是高盛校友中最具有“犬儒主义”的一类人。

凭借着在中国打下的这番基础——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人脉——约翰·桑顿现在几乎成为了中国与美国政济界的桥梁，被誉为基辛格第二。

约翰·桑顿会不会宝刀未老重出江湖？又成为高盛团队中的一枚重要的棋子，从而再次展示“高盛校友”无处不及的触角的惊人的战斗力？谁也不知道。但是确定的是高盛已经从他们与中国政治、经济和学术界良好的关系中得益。获得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证券企业——高盛高华证券的权利；争得中国银行IPO承销权……显然，这些投资银行家们在走出华尔街后获得的天地更为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