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4月开始，中央启动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3个月内连续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显然效果不理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达到11.3%,创出12年来的新纪录。市场担心，过热增长将会让中央继续下重药来控制增长速度，对房地产、股市造成影响。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分析员陶冬日前就这些经济问题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能否被认为过热呢？

陶冬：中国是否属于经济过热应该是值得争论的，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上稍微快一点甚至达到11%的水平，我认为都不是大问题，中国经济与其说是整体过热，不如说是信贷和投资过热。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目前是否有加息的需要,你对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的利率走势的看法如何呢?

陶冬：我觉得加息势在必行,但时机有待考虑。中国经济面临的无论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还是房地产涨价，归根到底是银行资金过多，游资泛滥。货币环境要实现正常化，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个人觉得利率在今年年底前肯定会升，有一次到两次加息，估计幅度为54个基点。到明年年底，中国利率比现在要高1个百分点。中国现阶段加息与其说是紧收银根还不如说是在实现利率正常化，我相信未来三年中国的贷款利率至少要上升2%到3%。

《第一财经日报》:炒卖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内地,导致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除了加息这种手段,中国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抽取流动性?

陶冬：首先我觉得过度流动性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有自己资金过剩的问题,不然中国房地产也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爆炸性增长。当然,海外资金的流入确实给中国已经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又加了一把火，我相信有很多手段收紧银根,加息只是手段之一。央行可以通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甚至通过汇率来抽紧内地银根。

《第一财经日报》：24日中央六部委推出限制外资炒楼的措施，你觉得这些措施在限制资金流动性上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陶冬:从流动性角度来说最终的效果需要看执行的情况,对于发展商和境外基金准入的门槛目前正在提高,主要是看审批的过程,新措施还只是一个框架,怎么执行还看不太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措施的出台对于境外个人炒楼会有影响,特别对于大城市高档住宅的炒买会有大的冲击。

《第一财经日报》：市场上有声音认为，可以采取汇率先行的方案为宏观调控服务，这种方法可行吗？

陶冬:中国的利率政策处处受到汇率政策的掣肘,去年以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做得不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利率与美国利率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负差。海外热钱即使预计人民币在一年内上升3%,但存入银行后,在利率上又要损失3%,实际上无利可图，央行采取多种手段力图使利率正常化,但又不敢将利率提升得过高,主要是担心海外热钱大量涌入，从这个意义来说,目前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制约了利率政策甚至是整体货币政策的发挥，估计将来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会有一定程度的脱钩。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呢？有学者建议大幅度扩宽人民币浮动区间的上下波幅，这是否可行呢？

陶冬:我认为中国经济完全能承受人民币升值10%,当然整体经济承受得了,不代表所有的经济部门能承受得了。中国需要有一个结构调整,要淘汰一部分低附加值和高能耗的出口经济活动。当然,升值的时机上还需要出其不意，扩宽人民币浮动区间的上限幅度已经提了相当长时间,但是否有效果还不知道,目前人民币每天的波动很窄,现在的浮动区间已经够用了，继续扩大区间的意义并不大，但能给人民币汇率机制带来多一些弹性,是件好事情。(第一财经日报 李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