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9月23日 
 
    夏斌认为，改革的成本已经让国人来承担了，改革的收益同样应该尽可能让国人来享受。只要能够给银行带来好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者都应该欢迎。

    引进外资须做到“三不能”

    记者:有不少人提出，为什么一定要吸引外资机构做战略投资者，让外资机构享受超国民待遇，反而把国内的企业边缘化。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夏斌:我认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要做到“三不能”——不能刮风，不能勉强，不能在内部下达行政指令。听说有关部门对有些金融机构内部下指令必须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非常不合适。

    事实上，我们不是缺资金，是缺管理，缺技术，缺市场经济下的银行文化。因此，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为了选择有优势的，有经营亮点的，在差异化管理方面有特点的投资者，哪怕不是大银行是中型银行。条件不合适，就不勉强，更不能下指令。

    我们在吸引战略投资者时常常对外方做出种种承诺。承诺应该是双方的，我国的银行也要尽可能让外方投资者提出要求，在引进管理文化、团队和专业技术等方面对我们做出承诺，条件要谈得具体。我们欢迎你进来，你看中我们的网络、市场、客户等优势，但是你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不能只是有钱。

    特别是在谈判期间或者是在双方接触初期，我们要当心一些所谓的技术援助项目，不排除有些机构很可能打着无偿援助的旗号，通过提供管理软件，把我们自己认为不重要的银行客户资料、商业秘密都拿走了。因为外资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客户资料。

    金融安全不可忽视

    记者:我们吸引外资进来是希望他们做战略投资者，输入管理经验等等，但是外资究竟是战略投资者还是财务投资者，应当如何判断，规避风险？

    夏斌:是的，我们要警惕财务投资者。既然外方在进入的时候要求我们承诺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要求他们做出承诺，包括持有股份的最低年限或其他要求，包括运用收购兼并中常用的互相参股、换股等，用多样化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记者:关于这个话题，反对者最担忧的恐怕就是外资的进入对我国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少人担心境外投资者由此控制中国的金融产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

    夏斌:金融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必须关注。特别是有些不安全因素，在正常时期是不容易被人理解、不容易暴露的。因此，东南亚和拉美国家金融危机中的现象，我们必须好好研究，吸取教训。

    四大银行是否每家都需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都需要上市？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要有战略思考，战略安排，个别的可以在市场的讨价还价中决定。我认为应该有预防万一的准备。

    事实上，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要看到羊群效应、示范效应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有几家银行改制成功之后，对其他银行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如在目前，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的一些产品、工具、制度安排出台没多久，就会被其他银行学习、复制。

    还要注意的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中，虽然我们不会轻易放弃对银行51％的控股权，绝对控股的问题不存在，但是仍然还要注意相对控股可能带来的问题。此外，一家外资银行究竟可以参股几家中资银行，政策上要有规定，不能没有限制、放任不管。不能没有明确的法规规定，只有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内部掌握原则”。因为这不仅是从金融安全角度考虑，也有维护正常的金融竞争秩序问题。

    引入第三方投资者

    记者:定价问题可能是中外谈判时的一个主要分歧，同时不少舆论认为中资银行在出售股权时价格过低，导致国有财富外流。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是，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现状？

    夏斌:汇金公司负责人承认，定价不高。这是因为我们的银行改革中有很多制度成本，这里存在客观因素。但是这背后也可能有其他因素。有中外文化沟通的问题，也有外方投资者看到我们急于寻找境外投资者，必须寻求境外投资者，而且时间紧迫，便借此要挟我们，和我们讨价还价，与我们博弈。对此，我们不能把问题看简单化了。

    因此，要尽可能减少制度成本的影响，应该引进第三方投资者，比如国内企业，保险公司，鼓励他们投资。大量的长期资金，正苦于寻找投资对象，而政府已剥离核销大量坏账的银行，基本已是干净的银行，完全有长期投资价值。如果法规不允许保险公司投，我们可以抓紧时间修改法规。

    此外，老百姓手里有大量资金，可以组建“银行股权基金”，由金融机构发行，委托基金来投资。这样，有了第三方参与竞价，总会形成相对合理的价格。哪怕竞争的结果是参股的都是国内投资者，也未必造不出好的治理结构，招商银行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一定要看到，改革的成本已经让国人来承担了，改革的收益同样应该尽可能让国人来享受。政府已经剥离、承担了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很多银行大量裁员，仅工商银行一家就为改革准备，下岗了20万人。整个社会为银行改革付出了巨大成本，就此也应该引进国内投资者，让国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只要能够给银行带来好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者都应该欢迎。不要太迷信外资。

    在二级市场上市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问题。据说有些部门领导说鼓励中国国有企业、金融企业优先到海外上市，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不是我们国家的金融战略。当前国内股市不争气，暂时只好去海外上市，这是策略目标，不是战略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好企业、大企业，以及在营销方面和国外关系不大、国外投资者不容易了解的企业，尽可能在国内上市，扩大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

    如果确定由于多方面因素导致制度成本很高，导致对银行的股权定价过低，那么，与其低价卖股，不如高价聘人。这不是否定引进外资，而是重点强调做事的成本效益原则。外国银行经营得好，有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的原因，也有高管人员能力与素质的原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银行财务重组的同时，出五百万元、一千万元甚至更高的价格，把汇丰、花旗的CEO聘请过来？高价聘人总比低价卖股划算。

    由此想到，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治理结构固然重要，在仍是国有股绝对控股情况下，银行高管人员的市场化竞聘制度仍是一项很核心的制度。中国的国有银行只要一天不取消从上到下的行政级别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搞好的一天。因此要下决心在银行内部尽快取消行政级别。取消行政级别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并不矛盾。这是个改革的决心问题。只要把全体银行的职工绑在改革的战船上，背水一战，面向市场，我不相信中国的银行搞不好。

中国证券报  尚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