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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总体上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著名学者邓宁(JohnDunning)的四阶段划分法(另见本版),我国目前总体上已处于第二阶段的后半期,对外投资开始增加;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区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的阶段;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已完全有条件进入第四阶段,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可能高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速度。事实上,随着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逐步到位,2003-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分别达到了29亿、55亿和69.2亿美元,也显示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正迎来一个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那么,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动中国企业更稳健地“走出去”?此前诸多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有哪些?学术研究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在此方面,以徐子健教授为首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团队,基于国际经贸、国际商务、国际财务与会计等基础上的学科交叉、渗透和互补,形成了明显的整合优势;在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领域的科研与教学形成了鲜明特色。如他们在国内率先开展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理论研究,对国际企业战略、组织和跨文化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出版了《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国际企业管理》、《国际营销学》、《国际经营导论》等一批专著,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在国际企业的价值链管理、制造业国际转移、汇率确定机制、技术转移与学习、国际人力资源开发、组织与跨文化管理、国际物流管理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不断深入,也相继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问世。
日前,本刊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在京共同主办了第六期“经济学前沿视界”,十余位专家学者踊跃发言,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战略进行了专题研讨。资本国际化与中国企业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张新民 郑建明
继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后,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投资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5年引进外资和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分别达到603亿美元和69亿美元,外资并购和海外收购成为企业战略扩张的常用手段,国内一些龙头企业纷纷通过跨国收购向海外扩张,企业国际化经营已从“产品国际化”过渡到“资本国际化”。然而,在当前对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地关注战略、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等方面,而对于资本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发展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则研究较少。
企业的资本来源于贷款、债券发行和股东出资等渠道。资本国际化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方面,它是投资者结构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它又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国际化,包括企业总部、地区总部、运营总部、资金总部或分支机构的国际化。上述两个维度的国际化相辅相成,拓展着企业的跨国经营网络,推动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巩固或提升着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具体来讲,资本国际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资本国际化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的完善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市场价值。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当今时代,企业海外上市不仅仅是简单的募资行为,而且要迎合海外投资者的公司治理需求和外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是对外国公司治理准则、要求和机制的引入。如在“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证券丑闻爆发之后,美国强化了对公司治理的实施力度,并于2002年通过了SOX法案。法案规定要设立独立的会计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会计师事务所;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明确了公司的财务报告责任,并大幅度增加了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大幅加大了对公司管理层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经费拨款,强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预算及职能。按照该法案,所有在美上市企业都要遵守该法案关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财务审计等多个方面的严格规定,企业必须建立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其中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以及监督等。
公司治理要求的提高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便,增加了治理成本。据估计,中国在美国上市的46家公司在应对SOX法案方面的直接投入高达10亿元人民币。但是,较高的公司治理要求并不妨碍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情,因为:1、海外上市本身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融资成本最低的市场进行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一般来说,证券市场市盈率越高,上市的股权融资成本越低。而且,海外上市形成的“利益捆绑”机制促使国外战略投资者为企业提供市场预测、技术转移和战略咨询等增值性服务;2、遵守更严格的公司治理要求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溢价效应,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高。达到公司治理标准的上市公司为投资者的权益提供了更有力的保护,其股票自然就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从而起到抬升股价的作用。
第二,资本国际化促进了企业全球思维的培育和发展战略的国际化。企业行为可分为战略行为和战术行为。其中,前者是企业对其所从事行业的选择、行业内的定位以及企业资产结构的基本安排;后者是企业日常营运资本的安排、协调与管理。显然,企业的战略行为直接受制于企业的资本来源。
资本国际化决定了企业行为的国际化。在资本国际化的情况下,企业不仅需要协调国内外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国内消费者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且,其成本与收益、风险与机会都是“全球化”的,它随着国外宏观经济形势、国外金融市场行情和国外同行竞争策略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变化。这样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企业培育全球思维,并从全球化的视角制定其发展战略。
资本国际化推动了企业的商业机会和盈利基础的国际化分布。拥有不同资本来源的企业,其盈利基础和价值基础也是国际化的。资本的国际化程度、资本的分散或集中程度、资本的融通渠道与期限结构等,均对企业价值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既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又影响企业所拥有资源的市场价值。为抓住这些机遇,企业需要一个国际化、网络化、弹性化和动态化的组织架构。
资本国际化也使企业发生的成本和面临的风险出现跨国分散的特征。为规避风险,企业需要把其头寸和资源在各个国家、不同币种和各种期限之间进行优化组合,使风险管理行为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
第三,资本国际化通过高效率的税务规划降低了企业的税务成本。从本质上来说,企业的大多数税务支出属于成本范畴。而税务规划则是指企业在合法的条件下,利用税法的规定,为企业税务支出的降低或减少而进行的筹划。高质量税务规划的直接后果,是合法地降低或推迟企业的税务支出,从而增加企业的财务收益。
在资本来源国际化导致的企业业务结构国际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度中所面临的税务环境将是复杂多变的。此时,税务规划的水平和质量对企业的财务效应会直接显现出来,与特定国家税制相结合的高水平的税务规划将直接形成企业的财务收益。
此外,资本国际化还可通过离岸注册等方式使企业享受到避税所带来的好处。目前国内企业越来越多地在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分支机构。除了便于海外上市之外,离岸中心极低的税赋水平成为吸引企业的主要因素。
第四,资本国际化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国际化。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经济利益上的博弈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观察历年财富500强排行榜的变化,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趋势,即传统企业不断被新兴企业所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断被知识密集型企业所代替。在2005年的财富500强企业中,所有企业都无一例外地实行了人力资本国际化、人力资本本土化或“借脑”战略,有将近一半的企业对高级经理人、骨干技术人才或“关键员工”实行以股权为基础的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股票赠送、优先认股权和虚拟股票期权等。
当然,在我国企业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不对等和不和谐,表现为海外投资和海外收购的规模远远不如吸引外商投资和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规模。一方面,我国对于外资并购缺乏产业政策、市场准入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监管;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频频遭受国外经济安全审查等手段的阻击和干扰,个别国家和个别人士甚至把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视为“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表现。因此,我国政府在规范外资并购监管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外交、宣传和经济交流等各种渠道消除国外对我国企业海外收购的误解,为企业海外收购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跨国经营战略
——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徐子健教授
本报记者 孙明泉 张 雁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实践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扰。其中,能否有效地突破一些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障碍,也是中国企业能否更稳健地“走出去”的重要一环。日前,我们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徐子健教授。
记者：前不久,联想集团通过其在美国的合作伙伴获得了向美国国务院提供1.6万台联想Think-CenterM51台式电脑及相关设备的订单,价值超过1300万美元,引起部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和朝野人士的争议,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风波过后,美国国务院维持了与联想的合同,但调整了联想电脑的用途,将只用于非保密系统,并将对今后采购的电脑进行更严格的审核。虽说这件事已过了些时日,但对研究而言仍不失典型分析价值。您多年来一直从事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您怎么看这次风波?
徐子健:
美国是全球化最积极的推动者,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国内没有新国家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这对矛盾将长期存在。我以为,更积极的做法是对类似的情况做好准备,避免和减弱类似问题对自己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市场,也是很多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市场,为此,联想呼吁美国公平公正地对待外国企业,希望美国政府深思,这一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就要说出来。但在具体“抗争”时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要表明自己呼吁公平对待的立场,又要避免与投资所在国当地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实质性的摩擦和冲突。很多时候,过激的反应只会导致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更趋紧张,从长远看对企业并不利。
记者：结合此案例,您认为中国企业应如何顺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徐子健:
我们应该看到,在联想、TCL、华为、海尔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来自于市场、资金与技术层面,更大的风险是国与国之间并非完全对等的贸易规则。不公平竞争及森严的贸易壁垒依旧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制约。当企业利益上升到国家利益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看重自己的切身利益,WTO规则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为限制别人而定的游戏规则罢了。
对于联想,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必须充分认识企业在并购后的文化整合与市场潜在威胁等风险,增加危机防范和控制能力,不能为了加快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去牺牲长远利益而过度商业妥协;二是作为中国的标杆性企业,联想应该带头加强企业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自强不息,强壮自己,做好“跑马拉松赛”的长期较量准备;第三,应该据理力争,严正交涉,敢于去维护企业的正当利益不受侵害,并依照国际通行法律采取相关措施。
记者：中国有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理应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包基地。中国完全可以争取到更多份额。可惜的是,有数据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的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外包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印度而不是中国。这中间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徐子健:
印度对外包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有大量的、能说英语的熟练高科技人才,特别是软件编程人员。印度的教育体系十分注重实用技能和语言训练。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某些方面据说可同麻省理工学院媲美。印度每年培养10万—20万信息和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可从事初级的程序编制工作。同时,印度有着语言优势,长期培育了“英语文化”,现在仍花很大精力改善英语教学,训练出大批能说一口纯正英语的人才,容易获得美国公司的青睐,由此争取了大部分美国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和话务中心转移到印度去。
中国现在争取到的外包合同,大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低工资业务。中国应借鉴印度经验,争取更多高工资、技术密集型的白领外包工作。虽然现在外包在美国已引起激烈争议,但这毕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是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必然。按照资源最佳配置的要求,目前发达国家的外包仅占可以和应当外包业务中的一小部分,未来发展余地很大。美国加州硅谷的许多华裔高科技企业负责人曾指出,中国最大的缺陷是员工素质不如印度雇员,人员的管理和培训都较差。他们认为,鉴于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应大力加强人力资本开发,提高教育水平。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记者：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层面思考,在国际市场上,企业遭遇麻烦或遇到不公平待遇应该怎么办?
徐子健:
首先可求助于WTO多边贸易协商机制。因为,WTO规则可看作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典型代表,在WTO规则之中,非歧视性原则和透明性原则是两大基石,它强调的是共同利益和超国家利益、共存意识和全球意识。但在WTO框架里没有政府采购方面的具体描述和规定,我们只能与美国讨价还价。当然,这种谈判必然受制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从而造成客观上的歧视和区别对待。此外还可求助于本国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在欧美国家,虽然市场经济在国内是基本的商业准则,但在国际上,政府始终是企业的后盾。比如说,微软虽在国内屡遭反垄断诉讼,甚至差点被一分为二,然而当微软在欧盟和韩国遭遇反垄断诉讼时,美国政府就成了微软的代言人。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对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应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国际化竞争中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中国企业的利益,妥善处理解决贸易争端。
记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集中了一批对企业跨国经营卓有建树的教学和研究人才,您们如何整合这种优势资源,更好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
徐子健:
研究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涉及文化、政治、语言等许多方面,研究领域包括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贸易、国际金融等多个领域,尤其是交叉学科的研究在其中既普遍存在,又极其重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长期侧重于为国家培养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人才,在国际经济法、外语、国际贸易、国际企业管理等方面有着传统的优势。同时,我们还有国家级WTO研究基地等顺应国际贸易新情况的研究院所,与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及国内许多大中型跨国经营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研究。应该说,针对企业跨国经营问题的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内部各单位之间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平台与研究资源。正因如此,发挥优势、加强跨学科、跨院系的研究,组织更有实力的研究团体,是我们未来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
依据世界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教授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中国对外投资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世界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ohnDun-ning)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与一国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概括来讲,邓宁将一国人均GNP与其直接投资流量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只有少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2500美元之间,利用外资量有所增加,本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比较少;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500-4000美元之间,在利用外资进一步增长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第四阶段,当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可能高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速度。以上分析说明:一国的对外投资状况与人均GNP数额呈正比例关系,即随着人均GNP的增加,该国的对外投资数量将出现逐步增加的趋势。邓宁是在研究了67个国家1967-1975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的关系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从这些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理论在分析一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表示)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基本符合实际。
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2321亿元,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人均GDP约为13944元,按2005年12月3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8.07计算,折合成美元约为人均GDP1728美元。因人均GNP与人均GDP差不多,故本文将两者等同看待。由此看来,我国总体上处于邓宁教授所分析的第二阶段,即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利用外资较少的阶段,但考虑到中国人均GDP已处于第二阶段的后半部分,对外投资开始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区的人均GDP已超过2500美元,进入邓宁所分析的第三阶段,即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的阶段。其中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已进入第四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以上。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使全国进入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阶段,也将使中国跨国公司迎来一个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也就是说,再过十几年,中国将彻底变成一个对外投资大国。
(卢进勇)
全球价值链转型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
——专家座谈会发言摘要
日前,“经济学前沿视界”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战略”为主题的专家座谈会,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跨国经营战略研究团队的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到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马春光教授、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国际经贸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等十余位知名学者分别就全球价值链转型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等相关主题,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结论或对策建议。这里摘要编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
马春光：全球价值链转型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海尔和TCL实施的战略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海尔一开始即把目标对准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发达国家,试图以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激烈的竞争来锻炼自己。TCL先从与中国文化背景比较相近的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着手,一步一步向发达国家扩张。经过3年的拼搏,TCL彩电在越南的市场份额升至10%左右,仅次于索尼。海尔和TCL的经验说明,企业的成功之路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什么样的品牌战略,不但取决于企业的自身状况及所处的特定环境,同时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开拓意识和战略眼光。
叶文楼：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需要更多的准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对所在国当地的法律制度、市场环境、文化环境、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习惯没有深刻的了解,以至于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受挫折。实际上,这不只是中国企业常常会发生的错误,就连久经沙场的欧美跨国公司也不例外。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跨文化管理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度中经营,首先要在当地树立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以赢得经营所在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而本土化战略正是处理跨文化问题的重要手段。海尔在美国南卡罗纳州的工厂实施的当地化战略为其在美国的经营扫除了不少障碍。这些做法都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时应当借鉴的。
赵忠秀：中国企业应积极培育自己的商业文化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时机非常好。根据我的观察,在“走出去”的企业当中,资源型或能源型的企业占很大比例;而一些制造业企业如TCL在海外经营比较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过了市场化的洗礼。自清代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官办企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中国缺乏商业文化的根源,而这也是中国企业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巨大障碍。中国企业要成为国际化经营的公司,可能需要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因此还将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近年来并购海外企业后,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将生产设备等转移到国内。这样做一方面丧失了继续进行研究开发的能力,另一方面会引起东道国的抵触。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他的国际化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商业文化。
范黎波：提高技术能力必须有长期的战略眼光
国际产业链整合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企业有机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因此,基于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应更加理性地整合国外直接投资、价值链管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国际与国内)四个要素,建设具有开放性的整合优势。国际产业链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这个平台上的技术信息丰富,参与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和互相学习,不仅可以大大改进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加快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开发,并提升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从企业创新体系建设角度分析,中国企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内部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问题。从国家创新能力建设角度分析,政府在公共创新设施方面需加大投入力度,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对具有商业潜力的创新开发项目则交由企业或私人部门进行。政府要确定行业的主导要素,然后通过刺激主导要素发生变化并激励创新。
傅慧芬：中国企业国际化要注重品牌建设
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量出口阶段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力度较大,但较为艰难。格兰仕在阿根廷的市场份额一度占到70%,但后来还是被迫退出。海尔靠内部管理起家,把内部管理发挥到了极致,创造出了日清日高、SBU、市场链、人单合一等管理方法,起到显著的作用。但光靠内部管理来降低成本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中国企业必须考虑的首要战略问题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三星(Samsung)曾涉足房地产,但在巨亏之后痛定思痛,最终将主业集中在“基于存储技术平台”的产品,申请专利数连续9年超过索尼公司,累计达126979件,赢得很高的知名度。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时,要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创新能力,注重品牌建设。
桑百川：外资并购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
自《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实施以来,外资并购在我国发展较快。面对外资并购,政府应该做什么?外资并购是企业之间的事情,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自主选择,政府应为企业并购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但是,它又会产生外部性影响,涉及其他企业甚至社会的利益。从政府的角度看,应对外资并购可能产生的坏的外部性进行规范。外资并购法规也主要应从这些外部性问题入手,制约垄断市场行为;反对通过并购逃废银行债务;妥善安排员工;至于资产评估,本来是企业之间的事情,但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又涉及公有者的利益,在国有企业产权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政府也必须加以规范;而企业控制权的安排属于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无须控制,所以,在外资并购法规中,不必通过规定企业股权安排限制外资并购,如果外资掌握企业控制权会影响国内其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可以在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中体现政府的意图。
王秀丽:加强对国际市场经营规则的了解
就会计公司的国际化而言,“走出去”还是少数,更多的是“引进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加拿大、英国的注册会计师培训进入中国市场,在国内的知名度日渐提高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不可否认,这些国外同行不仅拥有成熟的审计方法,而且拥有一套值得借鉴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方法。譬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除了为职员提供较高的薪酬之外,更主要的是提供了清晰的职业晋升阶梯,这种激励机制对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企业目前国际化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国际化人才以及对国际市场经营规则的了解。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本开发不能仅依赖于外资企业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外溢效应,还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的人力资源,进行国际人力资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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