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翼

　　———本报专访美前总统经济顾问约翰·拉特里奇博士

　　约翰·拉特里奇博士，30岁进入白宫，是美国两届(里根时代和老布什时代)总统经济顾问，是里根时代美国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老布什时代政府白宫税收政策顾问。他每周定期在FOX新闻频道、CNBC电视台、CNN作经济评论与分析，并在《福布斯》、《财富》、《华尔街》杂志、《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数以百计的论文，并为通用、波音、福布斯等全球知名公司或机构做过顾问和讲学，出任1000多家公司的经济顾问。现为美国投资机构“拉特里奇资本”的创始人和董事长，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的“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商学院”外方院长。

　　他，是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的经济顾问，美国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

　　他，是一位成功的投资家，“拉特里奇资本”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在全球为制造业、分销业和服务性公司的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

　　他，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前沿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着足够的信心，并出任北京海淀区区长的首席专家顾问。

　　他，就是30岁便进入白宫参与制定政府经济计划，并成为总统高级智囊的世界级经济大师约翰·拉特里奇博士。

　　2007年1月12日上午，58岁的拉特里奇先生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当天下午，他即将和另外14位外国专家一起，接受北京市长王岐山为他们颁发的“长城友谊奖”，该奖设立于1999年，用以表彰为北京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迄今已有111位外国专家获此殊荣。“我只是为海淀区做了一些引资工作，就得到这样的奖项，我感到很荣幸。”他微笑着对记者说。

　　睿智而儒雅，平和而深刻，与拉特里奇先生交谈，让你感受到除了思想以外，还有真诚。

　　民营企业是重要力量

　　记者：对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有什么评价？

　　拉特里奇：我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去年来了8趟，今年将每月来中国一次。我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的父亲是工人，祖父是农民，他们都没钱。我赶上了好时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非常非常幸运地，我取得了成功，成为成功的投资家。我不缺钱，只想尽自己所能做点贡献。

　　我具有投资、政府顾问、经济和媒体等四个方面的经验，这不是一个普通组合，而是非常有经验的独特组合，这些优势可以帮助我去解决问题，为中美子孙后代的美好未来尽力。

　　过去1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中国很多地方、学校进行讲座，也与投资家进行交谈，中国年轻企业家充满的活力令人惊讶。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令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那时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年轻人以乐观的心态，对国家、对未来、对工作、对教育充满了期待和热情。现在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时代。当前在中国，资本市场、竞争甚至比美国还要明显。

　　我对中国企业家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创业时具有勇气。我作为IBM的首席经济顾问，到北大、清华、人大、社科院等学院举办讲座，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的素质都非常高，这对于一个新成立的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公司得以立足的第一要素。

　　记者：那么另一个要素？

　　拉特里奇：就是资金。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资本市场的问题。太多的钱流入银行，而银行贷款只对大公司感兴趣，对中小企业兴趣不大。

　　我们知道中国国企获得资金的途径是股市和银行，而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不仅少，而且困难得多。但中国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去年12月11日具有非凡意义，因为中国入世5周年过渡期正式结束，金融服务领域实现完全开放，外国资本被允许进入。美国的投资家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看好中国的民营企业前景，并以风险资本等方式对民营企业进行投资或融资。现在从美国纽约飞往中国北京的头等舱都是满的，早就被预订一空了，客人基本上都是私人投资者、银行家们。

　　记者：入世5周年中国服务领域完全开放对中国企业家的意义？

　　拉特里奇：中国年轻人想创业，要成立公司，依赖资本市场的增长要比依赖GDP的增长好。因此，如何在遵守信用和风险管理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中国开放资本市场正逢其时

　　记者：现在对中国来说，具备了全面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了吗？

　　拉特里奇：现在是开放的好时机。开放会加快中国市场的变化速度，并带来一些稳定。中国目前的缺陷不在GDP，而在于资本市场。与其担忧中国的消费、储蓄、商业等，不如集中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不但将使中国的GDP增长得更快，而且会让GDP增长更加平稳。长期而言，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考虑。

　　美国的GDP大约为13万亿美元，而美国资本市场的资本约为165万亿美元，其中50万亿美元来自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115万亿美元来自金融业资产、债券、银行票据、保险公司保证金等领域。也就是说，美国GDP要积累大约13年，才能达到资本市场的规模，可见美国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估量。而过去25-30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很大的稳定的资本市场，才让美国经济保持了繁荣和增长。

　　反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资本市场相对于GDP非常

　　小。中国加入W TO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资本市场变得越来越雄厚，这样才能保证GDP的稳定增长。

　　记者：完全开放难道没有风险吗？

　　拉特里奇：用物理学上两个相连容器的压力原理来解释，也同样适用于资本市场的投资和回报。美国资本市场大，价格低，投资回报率为14%；中国资本市场小，价格高，投资回报率为30%。二者进行流动后，美国的资本就会很快流入中国，并得到较高回报；而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得到发展。二者之间关键在于平衡。如果不平衡(资本大量涌入)，就会出现漩涡，也即市场紊乱，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用共同的经济原理，消除资本的差别。

　　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另一个风险是，中国必须尽快建立数据库和分析工具，来评估信贷风险。

　　我的建议是，中国GDP要保持每年10%的增长速度，那么资本市场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更快，达到20%-30%。这样大约20年后，中国GDP必将超过美国。

　　 人民币汇率必须保持稳定

　　记者：昨天(11日)人民币兑美元突破7.8：1，你如何看待？

　　拉特里奇：是不是7.8：1并不重要，也许会吸引新的投资者，但对已经投资中国的那一部分投资者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我说不好是7.8：1好，还是8：1好，或者6：1好。关键还是在于保持汇率的稳定，不要改变货币价值。

　　固定汇率让中国在过去15年里保持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低通货膨胀率。中国领导人应当努力告诉人们，固定汇率是良好的方式，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应缓慢地、谨慎地逐步实现。当然，如果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那么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是有很大意义的。未来5年中国企业将面临到外国投资、兼并、购买等问题。

　　记者：你如何看待去年底以来

　　中国股市的表现？

　　拉特里奇：股市的涨跌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问题是引起股市泡沫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中国股市高增长、高利润、低利率，这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比如最近中国人寿上市，外资购买踊跃。我本人也拥有中国人寿、中国移 动等股票。

　　但中国房地产存在很大风险，这是一个大问题，也不好管理。中国政府正在给房地产投资降温，但效果需要观察。中国的高储蓄率不是问题，这有社会保障、医疗等因素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预计未来中国将有更高的储蓄率。

　　中美需更多沟通减少摩擦

　　记者：普通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多少？

　　拉特里奇：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还在用冷战思维。只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才惊叹于他们的“新发现”。我发现，了解美国的中国年轻人，十倍于了解中国的美国年轻人。从媒体的角度说，美国媒体出于收视率的考虑，多会选择中国的负面新闻来进行报道，起到了误导观众的作用。而政治因素有时比政策因素更令人头疼，政治阻力有时会导致经贸合作流产。

　　记者：中美这种矛盾如何解决？

　　拉特里奇：这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政治粗略划分，大致共和党代表资本和雇主，民主党代表传统制造业和工人。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趋向自由贸易。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就是惧怕高科技、不喜欢变化、因全球化竞争而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的产业、希望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州和国会中代表这些利益的一些议员，他们所制造的摩擦。过去发生的一个经济问题，也许就会成为今天的政治争端。比如纺织业是昨日的产业，却成为今日的政治。

　　去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取得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预计国会将爆发一场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斗争。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资本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国会和财政部之间的斗争。所以中美经贸关系将因此受到严峻考验。中国必须了解这一点。

　　中美就像“一个房间里的两只大象”，要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沟通。这就需要每个人来做工作———无论政府还是民间。而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的冷战思维、通过交流避免争端上升到国会和媒体，是我来中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