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堂”作为国内首家中医药企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被贵阳市官方认为是培育更多企业上市的新一轮机遇。
　　官员们习惯了“为民做主”，不过，并不是有政府“不能无为而治”的高调支持和热心张罗，所有企业的上市就都能乐观地成为一次诺曼底登陆式的战斗。

　　“同济堂”版本

　　今年3月，从大洋彼岸传来消息：首只中国中医药概念股———同济堂药业于当地时间3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据称，这是中国首家登陆纽约股市的中医药企业，也是今年以来在纽交所登陆的首家中国企业和贵州第一家在国外股市上市的企业。这支代码为“TCM”的股票分别以中国、中药、同济堂3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显示了民族中药进军现代市场的勃勃雄心。

　　已是百年老店的同济堂，在纽约首次公开发行990万股美国存托凭证，募集资金1．1亿美元。该股首日以每股10美元报开，收于每股9．75美元，盘中最高价为10．49美元。业内人士点评，在纽交所当天股市整体下滑的情况下，“中华老字号”的首日表现还算不错。

　　另一种评价是，“中药第一股”海外上市首日显得有些“时运不济”，赶上当天美国股市整体下滑，最终以跌破发行价收场。是“数周来第二只在美国股市首日上市表现平平的中国公司股票，让关注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征途的国人略感失望”。

　　上市冲动

　　此时在贵阳乃至贵州省，拥有数个“第一”头衔的同济堂首日表现如何并不重要。其上市消息一发布，早已引起当地官商各界及传媒一片沸腾。对于一座经济不怎么发达的西南城市来说，同济堂海外上市的绝对意义更是一个浓厚的象征符号。

　　“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贵阳市市长袁周表示。3月以来，袁周一直春光满面。

　　同济堂上市不久，袁周代表市政府向其颁发50万元大奖。袁同时高调表示，今后5年贵阳将培育29家重点企业上市。

　　事实证明，同济堂很快成为一个范本和榜样，政府对企业上市的热度一路飚升。

　　之前，该市“十一五”规划提出至2010年GDP要在“十五”基础上翻番，政府将推进企业上市视为实现工业强市的重大战略，不断促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2005年8月，官方成立专门机构推进企业上市工作，袁周甚至挂帅亲力亲为。

　　截至目前，注册地在贵阳的上市公司有13家，其中境外上市公司2家。据2004年数据，境内上市的11家公司业务收入为77亿元，占辖区内生产总值的17．5％；上市公司实现税金2．3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4．6％。即便和中西部地区其他省会城市相比，该市的上市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对当地经济的贡献，都还有较大差距。
　　在政府看来，贵阳还需要“航母级”的上市公司。因此，今年将重点扶持7家企业尽快上市，并跟踪指导拟作为2008年至2010年培育上市后备资源的61家企业。

　　然而，这些举动并不被广泛看好。有人认为，企业上市是市场行为，政府参与过于具体容易适得其反。

　　上市是把双刃剑

　　“企业上市？那是企业的事！”与高层不同，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贵阳市一部门干部曾毫不犹豫予以拒绝。事

实上，企业上市对不少老百姓乃至政府官员而言似乎都隔得太远。

　　而站在市场前沿，上市却是成千上万企业渴盼不断聚富的梦想。几乎所有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在上市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企业融资难早已不是新鲜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上市。上市企业在筹集资金、树立品牌、信用升级、体制转换等方面与其它企业无法比拟。对一个地区而言，上市公司对地方税收的贡献，往往相当于几十甚至上百家普通企业。2004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成为贵阳市第一个“中国名牌”，这与其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通过快速低成本扩张密不可分。2005年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达30亿元，成为该市龙头企业。

　　“不过，上市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社科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华西集团贵州公司董事长徐琨认为，企业不上市难以做大，而一旦上市又易遭遇问题。

　　2001年8月，中国证券市场爆出银广夏陷阱，这个此前一年涨幅高居沪深两市第二的上市公司虚构了7．45亿元的利润。3个月后，美国股市也引发诚信风暴：曾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中名列第七的安然公司被查出虚报盈利12亿美元。即便在上市公司寥寥无几的贵州也事故频发，2003年，贵州“世纪中天”圈钱事件曾引爆该省政坛。2005年底，一向低调行事的贵州长征电器也被曝业绩造假及股东关联问题。而就在记者发稿前，又有传闻称贵州某大型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被调查。

　　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礼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企业出问题很正常，原因也很具体，关键是看企业是否按市场规则和上市公司要求来操作，“规则利用得好，企业就越走越好；反之便容易遭遇问题和挫折，这就是上市的两面性。”王说。

　　政企各自站好位

　　在王礼全看来，政府高调推动企业上市更像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而非具体的规划。因为贵州企业规模小，需要更多资金及投资手段，主政者从抓经济的角度出发，自然有推动企业升级的愿望，“主动的姿态是积极和必要的。”

　　不过从已有上市企业来看，其数量和运行质量并不高。曾任贵州监管局局长、现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邹建平承认，虽然上市公司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但“过于集中在第二产业，民营企业少，资源流失严重，拟上市企业储备匮乏。”他表示，全面推进资本市场发展，贵州必须破除这些“坚冰”。

　　现任该省证监局局长蔡运兴也表示，目前，上市公司在资产及融资规模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证券市场的直接

融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据悉，目前贵阳上市公司仍以国有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为主，民营控股公司数量极少。

　　徐琨分析原因：一是贵州资本市场小，发展空间窄；二是政府服务不到位；三是企业家素质较低，其解读政策及发现商机的能力有限。他认为，企业上市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上市并非企业改制的惟一路径，启动和完善现有国企改革改制显得更为迫切，而在这方面，贵阳市迈出的步伐显得迟缓而沉重。

　　王礼全认为，上市的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不能对企业干预太多，企业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行政力包装和推动。”上市企业要具备独立的市场运作能力，而政府也要具有为企业创造环境的职能。王礼全说：“一句话，企业是主体，政府搞服务。明确各自的位置，才能抓住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