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亚洲货币基金就要来了。这是针对美元弱势可能引发的金融动荡，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主动出击。而中日韩三个亚洲主要市场国家的联手合作，也赋予了人们对这个“短期内就要建立”的基金丰富的联想性。

　　参照10月底的数字，中国的外汇储备在1.4万亿美元以上，日本是9500亿美元，韩国是2600亿美元。考虑到三国外汇集中管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三方出资认购几乎是必然选择。设若三国以2.6万亿美元中的十分之一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则这一基金的规模将达到2600亿美元。以如此规模抵御金融投机行为的冲击，将可有效保证东北亚地区的金融体系。但是，倘若这笔巨资仅仅是在危机到来之时为成员国企业提供短期融资和信贷安排，那么不仅将导致外汇运行效率低下，而且与2000年东盟和中日韩的10+3会议达成的“清迈倡议”相比并无进步。作为一种意向性的货币互换安排机制，协议规模达到715亿美元的“清迈倡议”至今并未发挥作用。

　　与“清迈倡议”时的国际环境相比，亚洲货币基金将面临着更多挑战。这其中既有强化协议效力的问题，也有在弱势美元的情况下如何让三国外汇保值升值的问题。这实际上牵涉到对待亚洲货币基金的两种态度。如若亚洲货币基金以防御性姿态运行，那么充其量减轻可能到来的金融危机的伤害，甚或使参股的三方产生间隙；如若亚洲货币基金以主动性姿态运行，那么其前景将不可限量，而收益将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将反映到政治层面。

　　两种不同的态度，将决定亚洲货币基金的不同前景。

　　亚洲货币基金至少应具有1973年创立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的起点高度。欧洲货币合作基金设立的初衷是帮助当时的欧共体成员货币汇率实现稳定，在需要时为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短期信贷。在这个高度上，亚洲货币基金将深化三国的现实合作意识，扩大经济联动性，并为亚洲货币基金的下一步发展做好安排铺垫。

　　此外，亚洲货币基金还将面临经营问题。必要和安全的联合投资不仅可以保证基金的价值，还刺激中日韩三国在共同缺乏的能源领域建立价格联盟。

　　在此微观运行基础上，亚洲货币基金理应被纳入更为宏观的视野。亚洲区域合作目前是南热北凉，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东北亚三国推动与东南亚十国自由贸易协议的积极性，远高于三国之间。作为亚洲及至世界重要的三个市场国家，这种局面并不正常。中日韩应进一步推动三国自贸区的建立，这也是上月新加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及的内容。一旦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协议签订，三国仿照欧元统一前期的汇率措施引入共同的货币浮动率变化制度，建立东北亚地区单独的货币变化浮率体系，就将成为可能。倘若中日韩金融体系整合到这个程度，以三国在亚洲的经济分量，亚洲单一货币即亚元的模型就可确立。这也正是欧元之父蒙代尔7年前的猜想。

　　一定程度上，中日韩主导进行亚元创设前期准备具备部分理由。日元是世界主要货币之一，人民币在菲律宾已是外汇储备品种，在越南、老挝、缅甸部分地区已是事实上的区域货币。鉴于东盟十国与东北亚三国之间的经济融合性，亚元并不缺乏应用空间和经济外围，或许还可加上伊朗等重要的产油国。虽然如此，但就目前而言，在亚洲货币基金与亚元之间产生联想仍然缺乏四个必须条件。

　　首先，与欧洲相比，亚洲具有更为强烈的国家本位意识，这也是后开发国家的特征之一。自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建立，欧洲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启动，在冷战催化和越来越清晰的现实利益刺激下，合作主义在欧洲成为共识。目前亚元既缺乏外部压力刺激，也缺乏历史清算。其次是意识形态的杯葛。这是1979年欧共体当时的12个成员国实施欧洲货币体系时所不需要面对的。第三，美国的因素。美国的国际战略，决定了其对在欧元区之后再出现一个亚洲货币圈不可能持支持态度。第四，日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态度。尽管经济周期的相似性左右金融合作的密切程度，中日韩的经济联动性一直在增强，但并不完全呈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被部分地认为有损于日韩的利益。

　　尽管现实条件仍不完全具备，但从交换意见到破壳而出，亚洲货币基金或许在事实上已经走出了迈向亚洲单一货币目标的第一步。在目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之后，亚洲经济已更具自信心和独立性，这种自信心和独立性越强烈，亚洲货币基金的路径选择就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