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刚，美国疾病管理协会成员，曾在复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以及哈佛大学医院接受教育，是中国健康管理服务的倡导者与开拓者。

　　1997年，张黎刚创立的“哈佛中国评论”，成为哈佛大学的非官方中美高峰会议，并为美国和中国的决策层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方式。1999年，创立的e龙公司，改变了中国旅游服务行业的格局，从而为几百万会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商旅服务模式。

　　2004年，张黎刚创立了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并将爱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健康管理服务公司。2007年，爱康与上海国宾医疗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成立爱康国宾健康管理机构。

　　本报记者：你回国后从搜狐到创立E龙网一直都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现在怎么想到涉足医疗健康服务领域？

　　张黎刚：我的教育背景是生物医学。本科读的是生物学，研究生读的遗传学。去搜狐和E龙，更多的是因为当时互联网是一种新技术，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所以不在于你学什么，任何人都会去做IT这个领域。做了几年以后，逐渐产生了把IT自主品牌和传统医疗服务结合起来的想法。基于这个想法，我在2004年创办了爱康网。

　　本报记者：很多人对你多次放弃学业、事业的做法很不理解，你在辉煌时选择悄然离去的原因是什么？

　　张黎刚：我做这些决定，是在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失得之间确确实实是辩证的。如果当初不离开搜狐，我现在发展得也会不错，因为在搜狐，我是第一个被张朝阳决定提成副总裁的人。在E龙的四年，我负责日常运营，也经历了E龙的低谷，但最终成功上市了。如果我留在E龙的话，我认为E龙和现在的差距不会这么大。

　　本报记者：回过头来看，对当时的选择后悔过吗？现在能证明你当时的放弃与选择都是正确的吗？

　　张黎刚：对做过的事我不会后悔，人生没有回头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需要足够的勇气，什么都不愿意放弃的话，机会就不会降临。比如张朝阳，他当时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时，选择放弃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创业，当时大家都很不理解，那个时候也很少有人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冒险精神很重要，有冒险精神的人往往会成功。我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当时的选择都是正确的。现在看来，当时或许能做得更好，但人生永远没有“如果”。

　　医疗健康里的商机

　　这是我的最后一家公司

　　本报记者：医疗健康服务行业目前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你觉得其未来的发展态势如何？

　　张黎刚：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体制，还只能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在我国，整个医疗行业的支出占GDP的5%左右。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横向的比较，美国的医疗支出是世界第一，占到GDP的15.5%，欧洲为8%-10%。按照现在发展的速度，到2020年，我国的医疗支出将达到GDP的10%。怎么看这个数字呢？有人说这会不会是费用增加的象征，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国家富裕的象征。最近两年讨论最多的是医疗改革方向的问题，虽然最终方案还没出台，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政府会把服务重点放在弱势群体上。一个全面健康的医疗服务体系一定会把老年人、低收入家庭等更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作为市场。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医改的方向。

　　本报记者：那么你对你们商业模式的信心何在?或者说你凭什么认为爱康能成功?

　　张黎刚：我认为，中国的医疗行业不缺乏一流的医疗设备，也不缺乏一流的专家团队，但缺乏足够的远见，没有看到IT在健康服务中的价值。爱康的管理理念就是把IT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传统的医疗服务结合起来，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病人和客户的健康状况，帮助病人更好地维护健康。未来当我们讲健康的时候，绝对不是笼统地说这个人健康不健康，而是用一组数字来表达，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血脂等。比如说血压，以前可以简单地说血压正常或者说血压高或低，而数字化的管理会明确地告诉你身体里的病情变化，告诉你离高血压还差百分之多少，你应该做哪些改善。当IT的技术手段和传统医疗服务结合起来后，给人们了解健康，管理健康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途径。在过去的三年里，爱康经历了几轮的跨越。第一步，我们借助IT的平台，通过互联网进入全国服务网络，建立虚拟化的健康服务中心。第二步，建立实体化的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实现落地化服务。今年的8月份，爱康公司和上海国宾公司合并成立了爱康国宾，实现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建立实体化服务网络的目标。这使爱康国宾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既有线上又有线下服务的机构，公司的规模也从当初的一个人变成了现在的1500人。

　　在过去和未来的产业发展中，我们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健康服务体系。把落地化的服务网点从现在的7个扩展到50个，基本覆盖全国主要的发达省市，以使我们的服务更有保障。当IT的技术手段和传统医疗服务结合起来后，给人们了解健康、管理健康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途径。

　　本报记者：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次你会不会在爱康国宾蒸蒸日上的时候又一次选择离开？

　　张黎刚：这是我的最后一家公司。我觉得爱康国宾有无限的机会。投资者也给了管理层很大的空间。我是公司最大的股东，最大的投资人之一，又是公司最主要的管理者。不管是在哪个层面，大家都给了我足够的信任和支持，让我去实现爱康国宾的梦想。所以我看不到任何理由说我应该离开。我的事业刚刚起步，这是我离开学校出来创业最理想的状态。

　　为什么创办

　　《哈佛中国评论》

　　本报记者：你在美国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黎刚：我20岁去美国，20岁之前，我在中国受的教育，那时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当一名科学家，那时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了美国后，你会发现价值观是多元化的，并不是单一的。到哈佛以后更为如此。在哈佛的讲台上，一个政治家、一个名演员可能和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受到的追捧是一样的。是不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演员就比一个政治家更伟大呢？可能哈佛并不这样认为，美国社会也不这样认为。所以，在美国7年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这是最为关键的。让自己更多元化，追求的是人性最根本的东西，而不是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意志。

　　本报记者：在哈佛，是什么东西激发了你去参与创办《哈佛中国评论》?

　　张黎刚：当时，美国的主流媒体仍用冷战时代的眼光看待中国，完全忽视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完全忽视中国的未来发展，我觉得需要有个声音来客观地反映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创办《哈佛中国评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希望这个杂志出来以后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人士。中国在美国办刊物的很多，但在这个层面办英文杂志的我们还是第一家。《哈佛中国评论》有句口号是我起的，“we bring the china to the forfrom of the world”，中文意思是“我们把中国带到世界最前沿”。《哈佛中国评论》创刊号的中文意思是“中国站在太平洋世界的门口”。如果我们把上个世纪理解为是一个大西洋世界，是欧美主导的世界舞台，那么在21世纪会转为美国和亚洲主导这个世界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创办这样一本杂志是很有历史意义的。除了杂志带来的影响力之外，每年由哈佛学生举办的一次非官方的中美高层部长级会议年会也很有影响力，企业界的领袖、学者500余人聚集哈佛，用两天的时间来讨论中国问题。这是我在哈佛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比张朝阳、丁磊不失落

　　本报记者：有人说，“如果说没有张朝阳，当年的张黎刚就不会回国”，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黎刚：我觉得这是双方的意愿。张朝阳需要找到一个像我这样执着的人，我也需要找到搜狐这样一个平台。我当时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但如果没有搜狐，我当时不会回国，因为我不愿意回到中国后石沉大海，没有一个可以产生影响力的平台，这是我最害怕的。人生没有“如果”，人生在很多基点上会有合适的人和合适的事情发生。

　　本报记者：当年和你一样的海归，像张朝阳、丁磊等，今天都成了IT界的神话人物。对比他们的今天，心里有没有过失落？

　　张黎刚：我觉得这都是公平的。有人说，他还不如我呢，他怎么比我做得好？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个人认为张朝阳在中国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创立了搜狐，而是他把创业精神带回了中国。由于他的影响，激发了一批人去创业。说到丁磊，在2003年，当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失去方向的时候，网易没有迷路，我觉得有它的必然性。我了解丁磊，他可能会和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技术人员讨论半天技术问题，他不在乎自己的职位有多高，也不在乎和哪位老总说了什么，十年前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成功是必然的。

　　本报记者：有人把你不断放弃和重新起步归于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自信，但也有人说那是不可思议的固执与偏执，你怎么看？

　　张黎刚：我们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未必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只是他抓住了机会，所以成功了。包括李彦宏、张朝阳等，如果他们在美国，可能未必有今天的成就。对于我来讲，我相信有那么一天，我能做些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爱康国宾能对整个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力和推动力，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欣赏的企业家：

　　柳传志和马云

　　本报记者：回顾这些年的经历，你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最困难的阶段？

　　张黎刚：最满意的事情还谈不上，我认为属于我的舞台还没到来。一方面，中国整个医疗发展的大环境还期待改善，另一方面，爱康国宾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执行力，来完成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构思。我个人确实取决于未来。每个人都在做很多事情，对我来讲，除了创造财富之外，更多的是怎样扩大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如果讲最困难的，我觉得就是怎样在黑暗中看到希望。这也是我到美国后最大的心理突破。当年去美国就是想进最好的学校，但我离这个目标很远，我一直在黑暗中寻找希望。回国后，我进入互联网行业晚了，一直是个跟随者，并没有把握好成为后起之秀的大好时机。现在，在爱康国宾，我们有机会做医疗健康行业的推动者，发挥更大的价值，而不再只是个跟随者。

　　本报记者：心目中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家都有谁？

　　张黎刚：有两个人我一直很尊敬，一个是柳传志，他身上凝聚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之处。联想如果没有柳传志，就不会有今天。柳传志那样有威望的人，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常人，在会场上碰到，他会和你握手，看着你的眼睛和你讲几句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却说明了很多问题。中国的许多创业者包括企业家，我认为还是很浮躁的，在某方面取得点成绩以后，就认为自己是上帝了。在柳传志身上，我看到这个人的谦逊、居安思危，有远见和胸怀。另外一个是马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在外边的人看来，前几年他都在编故事，很多人搞不清到底阿里巴巴是怎样赚钱的。但是他坚持不懈，可谓十年磨一剑。所以，在浮躁的商业环境下能够静下心来，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

　　本报记者：在你的想象中，爱康国宾未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张黎刚：今天，新浪、搜狐等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但在创业初期，人们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们会成为一种崭新的主流媒体，新浪、搜狐确实使网络媒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十年前，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的时候，谁会想到今天阿里巴巴会成为网络交易最主要的品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爱康国宾成为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医疗产业的GDP从5%增长到10%，这种增长使我们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个人认为，如果说爱康国宾成功的话，它必须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我认为到那时候，爱康国宾才算是成功的。

　　害怕动乱

　　有幸生在一个好年代。

　　本报记者：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做企业了，要去做什么？

　　张黎刚：我们的服务本身有着救死扶伤、关注健康这样很崇高的追求。对于一个商人来讲，如果能把崇高的追求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很少有人去崇拜一个开赌场的人，说他有多伟大。我想有一天真的不再从商了，我希望用我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国家越来越有希望了，因为这个社会正在走向公平，正在给大家创造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每个人靠自己的智慧去获取成功。当智慧能创造价值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社会充满信心，并且越来越有信心。能够帮助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成功，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与爱》问，你觉得自己心中的怕与爱是什么？

　　张黎刚：我1971年出生，在我懂事的时候，文革已经过去了。在人生的30几年里，我看到中国社会在一步步地走向美好。从社会的公平性到政治的稳定性，以及国家的发展，我认为都是在朝一个好的方向迈进。我希望能继续维持这种发展。如果讲怕的话，我希望不要有任何意识形态等原因，导致这个国家的动乱。希望社会能永远稳定与发展。如果说爱的话，在过去10年中，特别是互联网的崛起，中国人的人性得到了解放，这个解放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样一个变化，有一种自豪感。如果说到爱，我有幸生在一个好年代。

　　本报记者：你对想创业的人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忠告？

　　张黎刚：创业者应该具备一种创业精神，它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足够的远见、足够的勇气和冒险精神，确确实实有独到之处。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很多人给了创业者很好的建议。我个人认为，要想成功创业，首先，要有可控的冒险精神，冒险是必须的，冒险也必须是可控的。对于已经计算过的风险，还是要冒的。其次，要懂得创业的游戏规则。创业的游戏规则有几个方面：好的想法，有人投资，能把想法和投资很好地结合起来，等等，最关键的一点，创业者必须得到投资人及合作伙伴的支持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