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其中 原南德集团总裁，2000年被判无期徒刑

　　□ 褚时健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1999年被判无期徒刑

　　□ 孙大午 原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2003年被判有期徒刑

　　□ 唐万新 原德隆国际投资控股公司总裁，2006年被判有期徒刑8年

　　□ 顾雏军 原科龙电器董事长，2008年1月被佛山中院判有期徒刑10年

　　□ 张荣坤 上海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2006年被依法逮捕

　　法治之痛

　　——7位企业家的命运沉浮与中国30年经济法制的变迁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在过去这个充满巨变的30年中，几乎每一部经济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完善背后，都能看到一批商界能人黯然倒下的背影。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创造过声名显赫的商业帝国，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与法律的龃龉，他们在30年中先后离开了梦想的舞台——本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失败或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向法治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商界同行更加健康，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起成长。

　　时间像一把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但总有那几件事、几个人，仍然顽强地占据着诸多人群的思维一角，年广久、牟其中、孙大午、顾雏军等人便是代表。

　　曾几何时，他们是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是纵横商海、叱咤风云的企业精英；现如今，他们或是惨淡经营，被后来的财富新贵迅速超过，或是身居高墙，咀嚼各自的干涩人生。

　　今天，我们翻开这段历史，无意替某个人、某件事翻案，更无意讨论细节、过程的是非曲直，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他们个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犹如浩瀚宇宙的点点繁星，显得微不足道。

　　但正是这点点繁星，却串起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经济、法律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30年，那人

　　在197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这一名词的，这段时期，人们沿习旧历，对办企业、做生意的人冠以“资本家”的称谓。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强化，“资本家”作为一个被批斗的阶层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8年以后，“个体户”、“厂长”、“经理”便成为那一个时代生意人的代名词，年广久、牟其中便是从那时起的步。

　　要知道，那个年代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却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年、牟二人一个卖瓜子，一个卖钟，在计划经济主宰一切的经济环境下，他们是个异类。

　　不久，年广久因为雇工问题被审查，牟其中被投入了监狱，罪名是投机倒把。

　　当年广久、牟其中还在为前途未卜的命运苦苦支撑的时候，步鑫生、马胜利在国内掀起了国企改革的巨浪，因个人的突出成绩，步鑫生被称为“最知名的工厂厂长”，马胜利的名头似乎更响，“中国承包第一人”是他带着的光环。

　　在风光无限的时候，往往潜藏着危机，没过几年，步鑫生败走麦城，马胜利也被撤了职。

　　上述四位并非是孤独的探索者，与他们相伴同行的有冯根生、邹凤楼、汪海、周冠五、朱毅......

　　如今，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是“抓的抓、退的退、病的病、逃的逃”，仍在企业岗位坚持的屈指可数。

　　人们在嘘唏他们迥异命运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1978年所提出的改革开放，其实更多的是思想的解放，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的重构与调整；“文革”的负面影响加上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让社会对新生事物的出现与成长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心理，是扶持，还是催毁，前无先例，于是，历史在谨慎的行进中一步步发展，早期企业家人生的起起伏伏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解释。

　　这种情况一直到1992年。

　　整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立制定规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与案例与日俱增。

　　沈太福、禹作敏、张国庆、褚时健、牟其中等成为这一段历史舞台上企业家起伏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成功的因素几乎惊人的相似，但每个人身触红线的方式又各有千秋。

　　以高息的名义向社会募集资金是沈太福事发的原因；禹作敏一手成就的大邱庄与吴仁宝带领的华西村(11.91,-0.02,-0.17%,吧)曾是集体经济的代表，但在他自我毁灭的同时，也使大邱庄遭受重创；张国庆与褚时健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前者是因为试水MBO(管理层收购)遭调查，在其后，MBO在争议中如火如荼地进行；后者则在临近退休的59岁时因贪污被送进监狱，由他而引发的“五十九岁现象”成为国企改革重点关注的问题；牟其中则在这短暂的几年中完成了事业的又一次起落。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不会重现，但企业家沉浮故事仍然不断上演。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金融大环境由定规立制走向整顿。

　　唐氏三兄弟的德隆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黄宏生的创维神话、顾雏军的科龙情结，随着快节奏的经济发展步伐，迅速走向巅峰，又迅速走向波谷。

　　人们不禁会问：他们为什么会重蹈覆辙？

　　项兵教授的观点意味深长。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内在素质，无论是技术、品牌还是人才，都必须从全球竞争中获取资源，无论是管理、组织还是商业模式，都必须在创新中获取优势。

　　这些因素在唐氏兄弟、顾雏军、孙大午身上并不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一个个商业天才，但缺的是对于商业操作行为所带来社会结果的一种预估。

　　中国企业基因能否跟社会基因融合好，这是决定中国企业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更是关乎企业家生死存亡的要命事。

　　30年，那事

　　我们在剖析企业家成败起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给企业家创造生存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部凝聚国人智慧与汗水的艰难探索简史。

　　还是1978年，《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一文章引发了人们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更是思想风暴的开端。

　　虽然坚冰已破，但阻力重重，不过，历史并没有在阻力之下重蹈覆辙，而是在缓慢地前行。

　　当年的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拉开了历史的大幕，传统计划经济的坚冰已破，摆在决策层议事日程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国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对国企改革、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引。

　　仔细观察，这一阶段，虽然国家已经加快了法律体系建设的进程，但政策指导多于法律的出台。

　　这意味着在政与法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也给众多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人们提供了敢想敢干的空间。

　　只不过，这个空间既是一些企(商)业精英赖以生存的丰厚土壤，又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由于政策制定的是粗略框架，具体部门实际掌握的执行力度可大可小，当政商关系处于蜜月期时，企业家一路畅通；一旦关系紧张，就会带来后果难料的连锁反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广久、牟其中的人生经历就不难理解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的谈话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它形成的历史决议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再一次体现。

　　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整个国家层面，围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 我国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同法、审计法、证券法等多部法律，刑法也进行了修订，有意思的事，1997年刑法的修订，“投机倒把罪”悄然消失，这把曾经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终于被历史淘汰。

　　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资本、知本、金融、证券的洗礼下，既具开放的视野，又有探索的雄心。

　　他们有的在烈火中锤炼成钢，有的却瞬间被融化。

　　造成他们不同命运结局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在的因素。

　　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是他们做事的特点，不过前提是不能跨越法律划定的红线，在经济法律相对完备的社会环境中，你哪怕越雷池半步，就有可能身陷旋涡出不来。

　　通过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法律出台过程，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家个案的发生与某些法律的出台，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加速器或推进剂。

　　按照概率学原理，一个个偶然性是必然的最终结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在中国经济、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张国庆，好多人都了解了MBO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褚时建，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人的监督、管理、薪酬待遇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很多遗憾：立法层面，法律出台的前瞻性、系统性不够；司法层面，司法的独立性并不“独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成第四次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郑重地写入法律。随后反垄断法、物权法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法律制定背后的科学与理性。

　　在这种形式下，一些敏锐的企业家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到来，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

　　这些企业家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棋子，无论你的商业帝国构建得如何出色，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最终还会身败名裂。

　　资本市场只是给企业家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资本江湖好好地生存。德隆的垮塌、孙大午的案发、顾雏军的败走，这一个个鲜活的教训，留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一声叹息”！

　　智者生存

　　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柳传志、张瑞敏、汪海、王石等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仍然很坚挺。

　　柳传志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柳传志的话很简单，但极其经典。

　　柳传志的不败，因为他掌握了“平衡”二字，在体制之内他掌握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平衡；投入商海，他掌握政商平衡。

　　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有些企业家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垮的。

　　有一点在局外人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与融合。

　　倒下的企业家，论实力、论个性，他们也许比柳传志、张瑞敏强一千倍，但他们的功力差就差在没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平衡，没能把握好每一次经济转轨时期政商关系的协调相处，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商业环境。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除了在商言商，遵守商道之外，还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企业家不仅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精，还要积极地学习，提高自我素质，主动投入到企业生存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融入眼前所处的时代。

　　因为，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智慧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