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大部分券商今年初开始就已经收缩自营业务，除了因为从行情与形势使得大多数券商拖不起了之外，另一原因也与先前的委托理财有关，一些券商之前委托理财的窟窿也要靠降低自营份额来弥补。”上海一家投资公司的财务总监告诉记者。已公布的券商半年报也显示，从有数据的43家券商来看，去年年底的自营证券总额为294亿元，今年中期则减少为282亿元。今年上半年自营规模缩小的券商共有26家，有的收缩比例接近100%。

　　“管理层也是在向违规券商发出平仓信号。”上述人士向记者表示，股改已深入铺开，券商的规范程度对今后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全流通后的市场更易操纵，如果券商还走之前的老路，市场将出现怎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留给券商解决问题的时间的确已经不多。此前有消息称，证监会今年年内除了完成创新试点类和规范类证券公司的评审工作外，还要求证券公司制订整改计划与措施，明确期限、进度和责任人，在整改完成之前需要按时汇报进展；而将从明年正式实行的《证券法》也对证券公司的净资本以及其他风险控制指标方面的整改作了明确规定。

　　“业内消息称，明年10月份将是所有券商必须达到自查整改标准的最后期限，根据管理层扶优限劣的监管思路，到时还将有约15家券商被处理。”一家券商的高层告诉记者。在现实中，管理层扶优限劣的分类思路今年表现得日趋明确，资源正不断向优质券商集中：在业务模式上，创新类券商，其业务可以在投行、经纪、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全面展开，而规范类券商则不行；而国家注资、允许发债等优惠政策，优质券商可以获得，而劣质券商则不行。

　　“虽然没有明说，但管理层的种种举措，在行动上已在提醒普通投资者：远离高风险券商。”上述人士表示。

　　股改蛋糕

　　“现在大家都在争取做股改投行业务和经纪业务等中间业务。”国海证券的一位高层向记者表示。在青黄不接之际，股改保荐业务无疑为尚未走出“寒冬”的券商带来了一丝生机。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梁静曾为券商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规定的2.5%的收费标准计算，1300家上市公司蕴含的股改保荐业务规模高达32.5亿元；即便考虑到券商间竞争压价因素，收费标准降低至1.5%，沪深股市的股改保荐业务规模仍有19.5亿元。

　　在保荐业务之后，宝钢权证8月22日上市之后，股改又为市场带来新的金融产品-----权证，巨大的交易量给券商的经纪业务带来了丰厚的手续费收入。

　　有消息称，券商在权证交易手续费方面的指导标准为千分之二，而有的券商相关标准甚至更高，达到了千分之二点五。“有市场资深人士算过一笔账，即使按照千分之二的标准计算，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券商从权证交易中获得的手续费收入就高达5000万元。”有市场人士表示。

　　据记者从首批进入规范类的一家券商高层了解，该公司连续三年盈利，每年的利润在1000万左右，其中的一半来自经纪业务。这两个数据足以显示，新增加的权证业务收入对证券经纪业务意味着怎样的机会。

　　统计数据则显示，在股改全面铺开的三季度，仅8月份，券商实现收入30.24亿元，创下去年5月份以来的最好成绩，其中，保荐业务上进账近1亿元。

　　“与股改所带来的保荐业务相比，我们更看中的是由此而带来的后续再融资等其他业务，”上海一家合资券商的投行人士告诉记者，“并且，对证券行业来说，股改或许更是一次促进投行业务转型的机会。”

　　他向记者表示，权证的产生也显示：为配合股改的深入推进，还将可能有其他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应运而生，这些都将为券商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拓展新的业务空间，使得券商的金融服务趋向专业化和一体化。

　　转型动力

　　但统计数据却再次显示，被称为“券商蛋糕”的股改事实上仅为一小部分券商带来了机遇，大多数中、小券商并没有机会或是能力做这块业务。

　　截至11月14日，共有44家保荐机构瓜分了258家股改上市公司（已公布股改方案）的保荐业务。其中，海通证券以总数24.5家成为股改保荐业务最大赢家；国信证券以21家的数据紧随其后；广发证券则以19.5家位居第三。此外，国泰君安也承揽了18家保荐业务；申银万国和华欧国际各以12家和11.5家分列第五、第六位；而承做项目数量在0.5家到2家之间的保荐机构为13家。

　　“虽然股改为券商带来了机遇，但这也要求投行必须进行业务上的战略转型，因为发行体制、方式与定价已发生巨大变化。”对此，一家中型券商上海投行部总经理向记者表示，在股改推动下，一方面在政策层面上，券商的创新空间正在打开；而另一方面业务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使得券商不得不推动组织模式与业务的创新做法，以提升核心竞争力。

　　他告诉记者，按照原先国内证券市场的发行定价方式，新股首发的市盈率由证监会决定，再融资基本按市价打8-9折，投行压根不用分析一个公司的价值究竟值多少钱，而随着股改完成后证券市场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新股发行的门槛有望降低、审批环节也有可能出现变动，对投行来说，精准的发行定价将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另一位投资公司高层人士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国外投行业务在资产管理、并购咨询、发行承销上占了很大比例，并且三块业务的比重几乎相同，而相比之下，在IPO暂停前，发行承销几乎是国内投行的惟一业务。”他认为，接下来国内证券市场势必将产生很多新的金融工具与业务，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发行承销为主的业务结构、靠通道资源吃饭的日子，将彻底改变。

　　“以并购业务为例，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并购靠与非流通股东间的协议转让达成，因此并购看中的是通道价值，即上市公司的壳；而在实现全流通之后，公司间的并购可以在二级市场强行完成，那时并购看中的因素就是公司价值。”该人士表示，“而如何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制定完整、有价值的收购计划或是反收购策略，则是对投行技术水平的挑战。”

　　事实上，券商进行战略转型的口头呼声已有多年，但之前真正转型成功的还没有见到，曾有分析人士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金融环境上，对券商的政策限制过多，因此券商缺乏迫切转型的动力。

　　“新《证券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许可了券商之前诸多不可从事的业务，对鼓励券商业务创新的意义非常明确。”殷剑峰向记者表示，该部法律对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推动、对私募发行的规范、以及允许交易机制和金融品种的创新，对目前券商单一的业务模式是有效补充。

　　而另一位投资公司高层则认为，《证券法》关于公司并购的修改对鼓励市场的并购行为大有助益，财务顾问业务和兼并收购等方面的创新将涌现出来，这些都将成为券商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作者：吴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