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过招”，“土老板”龚虹嘉表现出比拥有上市公司的丁磊更大的魅力，原因在于“张涛跟我干过，尝过甜头”。这个甜头，指的是龚虹嘉对待草根型创业伙伴的“极为容忍”。龚虹嘉的一些做法被很多人说成“老土”，甚至被觉得“荒唐”。他的企业里没有一个海归，没有一个名牌大学的MBA。他说：我天生就善于跟草根型的人才合作。

　　1995年在杭州投资德康，是跟一些退休的技术专家一起做，他们在研究所干了半辈子，没做过公司。第二年出了问题，因为年轻人不能接受老人的管理方式和发展理念。那时一些跨国公司包括摩托罗拉来谈合作，老头子们很害怕，经历过文革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觉得对方不可能来合作，肯定是“搞我”。但员工却希望有更好的舞台，这导致第一次分裂。这次分裂几乎毁掉德康，但龚虹嘉没有放弃对原班底的支持。

　　2002年开始做H.264的编解码芯片的时候，几个对此热衷的上海交大博士过来跟着龚虹嘉做，但龚不负责日常运作。没过半年这些博士走光了，他们觉得不可能成功，因为管理太混乱，观念陈旧，对先进、时髦的东西不热衷。现在，排在全球前五的美国芯片公司都要向龚虹嘉的这家公司购买知识产权，大大出乎博士们的判断。龚虹嘉创立德生时的合作伙伴梁伟，是一个“决不可能当总经理的那种人，隔了十万八千里”，“见人就只知道谈收音机”。1996年合作握奇数据的人是北京的中专老师，“刚开始不懂管理，一步一步地学”；后来握奇上市纳斯达克，这帮人要15块美元交易，但投资银行坚持12块；“硬是不妥协，最后干脆不上了，就这么犟！”

　　而“最大的挑战”来自海康威视。在这之前，这个创业团队从没在公司做过，没有股东的概念。他们认为对股东就是“交些管理费”，而不应该按照股权分享利润。龚虹嘉说这不行，他们很惊讶，“几十年都这么干的”。后来龚虹嘉每个月要到杭州10天，给他们洗脑。“不能因为到了18岁可以自食其力，就不要父母了，要养他们一辈子！股东就是你们的父母啊！”龚虹嘉说，要说服这些技术人才跟你守在一起而不是出去自立门户，“挑战很大！”

　　龚虹嘉就是和这样一群人合作，虽然经历重重危机，但都在行业内做到了非常优秀甚至领头羊的位置，比如海康威视，在视频监控领域占据了2/3市场。龚虹嘉告诉那些不理解的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人，这些公司才能做到这个高度。“因为他不是最敏锐的，受到的诱惑少，在诱惑上花的精力就少，反而使他能执着地做成一些事情。这是我这么多年，跟创业人才做结合的蛮深的体会。”

　　跟这些人相处，龚虹嘉是“充分信任他们”，有时到了不被理解的地步。创立富年时，龚虹嘉看中一个在编解码技术上非常有潜质的年轻人王刚，但王刚提出条件：第一，不上班，只在家里干活；第二，要先给一笔钱保证下半辈子，以冲减掉风险；第三，只签一年合同。龚虹嘉一口气全答应了，因为凭直觉“这家伙‘有两下子’”，“那我就要跟他做‘有两下子’的事”。到现在，王刚在富年干了四年；再加上“性格很懦弱”的张涛，这些人把H.264编解码技术的应用做到了世界前沿。

　　“对待固执而自认为有本事的合作伙伴，如果采取简单的方法肯定会有大的震荡。”龚虹嘉用王刚去研究编解码技术，居然不用源程序备份，对他充分信任。他告诉王刚：“至少在今天，我比你伟大，如果我们没合作好，你去说我的坏话肯定不会有人听，我说你的坏话就肯定有人听，以后你就很难做事了。反过来，如果我们做成了一点点事，那你整个人生就改写了。”

　　1998年德康跟亚信合并后，龚虹嘉在亚信呆了两年。第一年做合并部门的总经理，后来做CEO丁健的资深顾问，这是他第一次在大公司里跟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接触。“他们对我哭笑不得。做一个东西，我说两百万够了，他们说要两千万。因为要市场调查、到国外走访，按专业流程走下来就要这么多钱。但我是凭直觉，凭个人对信息的提炼，再加上跟别人的思想碰撞来做决策。”那两年跟亚信引进的大量海归接触，使龚虹嘉对职业经理人和管理工具的“迷信”程度有所下降。

　　“职业经理人通过学习和知识的积累掌握一些方法来做事，可以避免错误，但可能错过时机。有些基金问我：你的判断和决策能力能不能通过学习来提升？我说，这跟人的思维有关系，不是通过学习能够掌握的。它在商业实践的摸爬滚打中逐渐变成你的本能。”

　　现在，几经洗礼的网易成了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龚虹嘉觉得这契合了自己的观点。“丁磊不精通管理、陈天桥没出过国、马化腾没读过MBA，中国最成功的网络公司都是这些土鳖做出来的。”

　　上善若水

　　“害怕与人争抢，是我骨子里的性格。”龚虹嘉说。10来岁时，正碰上经济短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和排队。“买猪肉凭票，但要买到瘦肉，不仅要排到前几位，还要跟肉匠关系好。坐公车也要抢。那时候我就不愿跟人抢，或者跟什么人拉关系。我父母就说，你长大不会有出息。”龚虹嘉说，这种“不争”的性格跟当时文革中形成的权力欲和控制欲很不协调，正是这种潜在因素导致了整个的人生轨迹。

　　“为什么我的创业伙伴总是‘老土’，就是因为不愿跟人抢。海归和职业经理人有好看的履历，谁都想要，我怎么抢得过。”在十几个创业公司里，龚虹嘉都扮演天使投资人和引路人的角色，一旦公司走上正轨，他就会把管理位置让给别人。“一旦当一个公司做到被外界看得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争着做，那就放开。而别人觉得没什么做头的，或者出了问题，我就上。”目前，龚虹嘉惟一担任CEO的公司，是正在创业期的富年科技，而其它公司都只是董事长或董事。“因为我骨子里不强势，所以习惯这么做，因为我不强势，才导致公司一起来就交给别人，我就能去做更多别的事情。”

　　龚虹嘉后来做成的公司，在当年都不被看好，甚至被指作“很荒唐”。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产收音机都是十二三块钱一台，但索尼三洋这些品牌能卖到上百，当时龚虹嘉觉得洋品牌并没有独有技术，无非是外观和品牌，他也能做出卖上好几十块的收音机。“90年代初，几十块钱是很吓人的数目，并且每个省都有无线电厂，全国有几十家做收音机的，谁都没去做这个事情。”后来，龚虹嘉和创业伙伴投资不到100万做德生，“就按照一般的套路做推广，打品牌，现在50块钱以上的收音机市场我们占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