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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人民币升值·收入差距
世界经济论坛于1月25日至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其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成为会议焦点。会后，全球有关经济学家给予了关注和分析，发表了不同看法。
谢国忠：亚洲经济微利中强劲。谢国忠在2月8日的《财经时报》发表文章，认为亚洲经济在微利中强劲增长。谢国忠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消费繁荣以及中国的投资热，将使全球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到2007年。亚洲增长预期调高，除日本外的亚洲国家，2006年的GDP增长预期从5.5%调高到6.2%。其中调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和韩国；但产能过剩、通缩压力、中国投资的年增长率在未来两年内可能会减半，可能会使该地区增长强劲却利润微薄；资本集中型产业可能会遭遇严重的价格冲击，尤以钢铁和化工业为甚；低利率和高储蓄率还可能使服务业的利润率很低。
《经济学家》周刊：失业问题困扰亚洲。近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载文认为，尽管亚洲经济增长迅猛，每年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但在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找工作的人数增长更快，因此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文章认为，自1999年以来，亚洲地区的失业人数每年都在增长；亚洲人口增长趋势将会使失业问题更趋严重，亚洲经济的增长方式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的原因之一；在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应该是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在亚洲，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现代化的、面向出口的企业支撑的，而这些企业使用的是和它们的发达国家同行相同的技术；只有农业和简单的城市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它们不是兴旺的产业；因此，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解决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关于人民币升值
2006年春节后，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关于人民币升值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升值幅度、路径和机制的讨论，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赵志君：人民币升值将对国内通胀，对外国通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志君2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发表《人民币升值，经济承受力几何》的文章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微弱的通胀效应，而对外国产生通缩效应。赵志君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宜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由于中国与日本、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处在不同增长阶段，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同，人为地坚持固定汇率，无法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的水平上；企图通过一次性升值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不现实的。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打击出口、鼓励进口，从而使贸易顺差下降，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另一方面，假若升值过程是渐进的，则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导致外资流入增加，这对经济会产生扩张效应。两种效应相抵，总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微弱的通胀效应，而对外国产生通缩效应。
宋国青：当前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受短期因素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近日发表文章，认为当前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受短期因素影响。针对春节之后人民币连续创汇改以来新高和人民币升值面临较大压力的说法，宋国青认为：当前一段时间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受短期因素影响，虽然新年之后人民币连创新高，主要是因为美国加息为人民币币值调整留下了更大上升空间；在宏观经济需要进行调控之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不大；汇率目前升势没有问题，长期问题是利率问题；中国一直将利率压得很低，从而防止热钱进入套利；但是中国利率较低，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热钱在利率上亏损，套汇资金进入的动机减少；可能要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矛盾将会凸现，届时总需求起来了，需要调高利率。
谢伏瞻、刘世锦：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谢伏瞻、刘世锦负责的《2006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分析》近日出台，课题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2005年以来，贸易顺差大幅上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叠加，国际收支出现明显失衡。到2005年9月底，贸易盈余已达683.3亿美元，全年贸易盈余可能超过900亿美元。贸易盈余迅速扩大，加之资本项目保持净流入，引起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到2005年9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7690亿美元。由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会造成以下负面影响：一是短期的巨额贸易顺差加剧长期的国际贸易摩擦，从而影响我国对外经济乃至经济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二是巨额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过多，给货币政策操作造成困难。三是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
关于收入差距与人口
樊纲：收入差距拉大将长期持续。日前，在“2006首都经济学家新春联谊暨宏观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提出，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既有体制因素，也有发展因素。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他警告，拉美国家之所以掉进了现代化陷阱，就是过早地采取了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一些制度政策，造成了通胀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财政负担过度等等问题，使得经济停滞和创造就业的过程停滞。为此，今后中国政府必须非常重视公共政策的建立，提出和采取长远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公共政策来避免拉美陷阱。
胡鞍钢：一味地减少人口数量不一定是好事。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主要不取决于人口规模，而取决于人类发展水平。一味地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中国过去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数量压力，目前人口数量压力减轻了，但例如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开始浮现，人口政策面临条件已发生变化。因此，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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