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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压迫，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解放
许知远：你是个著名的国际主义者。你是否认为全球化会使整个世界更加和谐，成为一个大家庭？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我的很多年轻朋友都反对全球化，反对日益紧密的贸易、知识、艺术和其他方面的（世界）联合。我不一样，即使在经济层面上我也准备理解这个进程。如果IBM在三四个国家里运作，而不是仅在一个国家里生产武器，它就被迫要让自己成为更和平的工具，那就是全球化的作用。
许：你相信人类有某种普世价值观吗？
加尔布雷斯：绝对相信。而且我们不应当做出太深的哲学判断。一个很常见的特征是：所有人都喜爱食物，需要药物，还有衣服、住所。这比任何哲学上的统一更让我关注。我并不反对前者，但我想让人们认识到共同需求是举世皆然的。人们都很喜爱食物。
许：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新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中说，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是失衡的全球化，它只是"金融全球化"，而忽略了其他领域。
本杰明·弗里德曼（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我同意这一点。斯蒂格利茨相信，IMF的一些政策只是造就了全球资本市场，它没有真正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准，甚至使之更糟。
许：你认为我们该如何纠正这种非平衡的全球化？
弗里德曼：首先，在开放金融市场前，我们需要更有效率的监督与管制机制、透明性与较强的纠正能力，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一个有借鉴意义的发展中国家例证是韩国，它的经济在1997年几乎面临崩溃。它的症结与一般国家不同，它没有巨额政府赤字或是贸易赤字，它的问题是财阀，他们欠了银行大量借款，向美元市场大量贷款，这些行为本应更早被制止。我确信，没人会同意，监督机构的缺席能造就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或是银行业。
许：有人认为，当财富被更多地分享时，社会将会朝着更民主的方向发展。对这个观点你如何看？
弗里德曼：我同意这个观点，而且我正在写作一本相关的书。在大多数国家与大多数时代，当财富被更广大人群分享时，社会将会朝着一个更开放、宽容、流动性、充满机会的方向发展，它们将建立起更民主的制度。这是启蒙时期思想家们对于发展的观点，如今它仍然适用。当然，我希望这种看法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带有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在某些时代与国家，情形并非完全如此。在我的新书里，我提到的一些地区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但我相信它们是特例。
许：全球化是否是另一种历史决定论？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用一生来反对历史决定论。在过去的20年里，很多人将全球化视作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结局，你如何看待？
詹姆斯·基布尼（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执行主编）：这是一个令人困扰与兴奋的问题。我的朋友鲍勃·怀特在他的著作《非零》中论证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有人批评说，这是历史决定论。但我认为，他的视角是，在广阔的人类历史中，相互依赖和一体化是否加强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确是在趋向这个方向，这是个健康的方向。对一个稳定的全球化发展来说，必要的是双向流动：不能仅仅是美国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强迫别人遵循。全球化不能只有一种文化宣扬自己，而应当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各种文化都相互了解，使全人类达成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杂志登过一篇文章论证说，全球化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压迫，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解放，它使人们可以不必受本土文化的束缚，而借鉴其他文化。从体育运动到音乐到穿着方式到文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上有效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当前最急需的
许：改革开放是过去20年来中国最大的创新，并且将中国推向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轨道。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有什么不足？接下来的10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德怀特·珀金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首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其弱点。如果它们一切都很强大，就不会仍处于"发展中"这一层面。事实上，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不足之处。什么是中国还没做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体制。如果中国的银行体系试图学习日本和韩国模式的话，中国将不会成功。但是我认为，中国需要让政府进一步从这个市场体制中退出，我并不是说要完全地退出，很显然，政府仍然有事要做，也可以把经济管理好，或者做其他许多事，比如解决穷困、教育、保健等问题。中国现在要面对的是不得不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这意味着要依赖法律和规则来管理经济。
要让这个体制真正运行良好，要求决策权不能全部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这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一切根据规则办事的体制。你可以依靠既运转良好又独立的法律体系，把大部分的合同纠纷都移交给法庭处理，每个人都相信法庭是公平而诚实的，是不受政府和公司干预的。个人所能做的一切都必须通过管理机构，而管理机构也必须是诚实、独立的机构。
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不足之处，大部分亚洲国家也是如此。但是，在亚洲相对发达的地区，可以看到法律体系正在加强。亚洲经济中仅有的拥有非常强大的法律体系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但是中国必须沿这条路走下去，否则中国将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方面遇到大麻烦。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得在5年之内做到这一切，这不是5年内所能实现的，这需要20年、40年的时间，但现在必须开始行动。
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上有效的法律体系，我认为是中国当前最急需的。
许：塞缪尔·亨廷顿与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收入你的一篇文章《法律、家庭联系及亚洲经商方式》。你是否认为文化会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发展的一大障碍，阻碍这些国家变得更加民主，市场经济与法治更加完善？
珀金斯：以法治为例--法治是最容易实现的。法治是一种传统，但是以西方社会法治标准来看，亚洲的法治传统是相当脆弱的。中国在传统上惯于走中间道路，靠法令（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中国历史上也有法，王权将其进一步加强，必要时王权也可以代替法进行审判。但是在商业领域，人们不愿将纠纷递交到权力机关，因为那样通常会导致更大的麻烦。所以，这种形式对于制止犯罪是必要的，但并不是一个能使王权或者高层机关权威得到加强的形式。这样一来，西方以法治为基础的整个传统在东方就很难看到。
在中国法律环境中开展商业活动，如与一个人做生意之前，你必须与其相识相当长的时间。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得以确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否值得信任。这就是传统的方式。经过深入思考，我认为这种方式不足以应对现代的、复杂的经济过程。我想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你看到的不仅是出台了大堆的法律条文，而且看到法律在实际发挥作用。在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可以看到法律已经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许："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你如何看待中国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中国学会利用全球化力量来加速改革了吗？
尼古拉斯·拉迪（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我认为这个潮流非常强大。中国领导人也在不断思考，要如何定位，如何重组经济，以从全球化中受益。逐渐地他们将全球化看作是--我不想说，"不可避免的"一个相当强大的趋势。所以，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拒绝它"，而是"我们要如何尽可能利用它"。中国领导人灵活地思考，（适时地）进行改革，使自己更加有能力受益于全球化。例如，中国过去20年贸易方面非常迅速的发展，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一个国家在全球的贸易份额上增长得如此迅速。许多人认为印度自1991年就进行了经济改革，但现在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比20世纪50年代还少，我想，这显示了印度在贸易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印度目前的份额为1％，这相当于中国在1975、1976年的水平。中国现在大约占4％，所以，增长是巨大的。
许：知识经济是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人相信，知识经济将极大地帮助中国跨越工业建设的阶段，你认为它应该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目标吗？
拉迪：知识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环，但我相信在近期内中国在其他一些新兴市场上更具优势，如相对而言较高的基础教育的程度。有时我们关注知识经济的最高层次，但对中国短期和中期发展而言，更好地利用全民较高的受基础教育程度这一点更为有利。投入中国的外资大大超过印度，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全民受教育程度比印度高出很多，尤其是妇女受教育程度，高出印度25％--30％，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使在最基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它也易于被忽视，而一大批可以看懂生产手册、可以迅速学习如何使用机器的工人是更具生产能力的。很多人谈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其实中国的劳动力并非最廉价，但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劳动力能相对廉价又受过相对较高的基础教育，再加上对外资较为开放的体制环境，能实现这一结合的非常少见。虽然这听上去是低级知识经济，不太激动人心，但它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是目前中国发展最需要的。
1990年代遗产及未来领袖
许：你认为，20世纪90年代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阿兰·韦伯（美国《快速公司》杂志创办人之一）：20世纪90年代的遗产，我认为有四样。
首先，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思想。1960年代，在美国，组织是至关重要的。组织的规模和技巧是非常重要的，而那时我们忽略了组织里的人。90年代最大的一个遗产就是，承认没有什么比个人在一起工作创造出他们相信的东西更加重要。
其次，关于经商有大道的看法。美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留下的看法是，商业的本质是贪婪。你越是贪婪，就干得越漂亮。刻薄对待他人你就会变得富有。90年代留下的印象是，如果你做生意走正道，善待他人，你也可以把生意做好。我们不能说，你很好地对待他人，就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可以说，如果不善待他人，你一定会失败--这非常重要。
另一个90年代的遗产就是，idea至关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存在于思想层面的世界。大型组织如果不能产生idea，就只能走向灭亡。所以，在90年代，我们开始看到，成为既是行动者（doer）又是思想者（thinker）是多么重要。在idea层面的竞争，让思想者更加快速、敏锐。所以，90年代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是idea比钱更加重要。一个好的想法可以带来钱，但全世界的钱也不能给你带来好的想法。
这是三个关键的有益的90年代的"遗产"。还有一个就是：任何东西过量都是有害的。
许：不同时代塑造不同的领袖，正如亨利·福特和比尔·盖茨相去甚远。未来时代的领袖应当具有什么特质？
杰弗里·雷伯特（美国摩立特集团全球电子商务业务负责人和创始人）：你可能认为，过去时代的伟大人物到了今天就不伟大了。我想，可能未来时代的伟大人物不一定是男人，而且也不一定是比尔·盖茨式的人。两年前我们还在崇拜杰克·韦尔奇，现在他成了笑话。我不知道衡量伟大人物的标准，他们也许是由时势造就的，像丘吉尔和罗斯福这样的伟人我无法预测。戈尔巴乔夫其实是个伟人，但现在也成了笑话。吉姆·克林斯几个月前写了一本书--《从很好到伟大》。他写道，伟大领袖是那些并不急于吸引注意力，而是关心照顾其周围的人和环境的人。那种倚仗个别人的天才的机构模式永远不会成功，无论是意大利的独裁者还是现代公司。20年前，罗伯特·格里利造了一个我认为很有用的词--"服务领导"。就是说，伟大领袖应当为整个团体的活动服务，给出一个方向，并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色。我并不是说"人性是好的，所以应当如此"。事实是这种管理方式更为有效。
许：在新时代，年龄是不是重要的竞争因素？
雷伯特：实际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心理年龄。你是否保持好奇心、保持学习的动力？无论12岁还是60岁。比如，你们采访过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他94岁了，但是心理仍然年轻。
许：你是否认为年轻人会主宰世界，像保尔·罗默宣称的那样？
雷伯特：年轻人可能在从小学习新科技方面有优势，不过未必年长者就没有洞察力。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大量的羞辱，终身学习是每个人的任务，每个人都随时应当回到学校学习。
许：保尔·罗默说，未来经济社会就像NBA的赛事，年轻人占据绝对的主宰，因为他们更容易掌握新技术？
雷伯特：是的，有影响。不过，机器替代人类进行工作的同时，人应当进行思考，即不能让机器代理一切，设计应当以照顾人的需求为主，以便当顾客需要找到人时，不会只找到机器。
（摘编自《转折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眼中的世界走向》许知远著浙江人民社2002年11月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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