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记者 石朝格实习记者 费杨生

　　嘉 宾：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王小广

　　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 副所长 赵锡军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1—7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与今年上半年的31.3%的增速相比，呈略微下降之态。这是否意味着，国内投资过热的现象得到了抑制？下一步国家是否还会出台进一步紧缩政策？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

　　调控效果仍然有限

　　主持人：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1—7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与上半年相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是否说明，投资过热的现象得到了缓解？

　　赵锡军：30.5%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投资过热并没有得到真正缓解。这一轮投资过热，既出现了投资内部的结构失衡，同时也将加剧一系列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当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投资过多而公共服务投资严重不足；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等硬件投资增长过多而软件投资严重不足；房地产投资中耗能型建筑过多而节能型建筑偏少等等，这些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几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投资增速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可能导致大量银行新生不良贷款的产生。尽管目前国内一些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已更加严密，但由于有政府间接担保，银行也就不得不“网开一面”，这些项目一旦超过发展阶段，投资回报就很成问题，相应的贷款回收存在潜在风险。

　　王小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小幅下降说明前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目前，投资总量在下降，但投资结构的改善不大。首先，地方投资放慢了一些，比上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但中央项目的增长在加快。其次，房地产仍然加快发展，前期的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第三，在房地产高温不降的情况下，相关高耗能产业仍在高速增长。

　　多因素导致投资过热

　　主持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赵锡军：综合来看，主要原因有三条：从投资偏好看，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不成熟、税收体制安排等等因素导致政府、企业将实业投资作为首选，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提高政绩的考虑，大兴固定资产投资；至于居民，受到传统观念和有限的投资品种影响，储蓄往往流向“土木建设”；城镇化和工业化也为投资提供了强劲增长的土壤。在资本项目管制未放开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固定资产项目，进一步推动投资的攀升。

　　王小广：投资增长继续高位运行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强烈分不开。目前地方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比较强大，在追求政绩的驱动下，大家都竞相拼抢资金，竞相上项目，各地方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投资的竞争局面。还有就是不少地方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希望别人调，自己不调。当然，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也使地方对资金产生如饥似渴般的需求。

　　行政手段要发挥积极作用

　　主持人：要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加强行政手段能否起到良好作用？

　　赵锡军：很显然仅靠行政手段是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多管齐下，运用市尝法律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使过高的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

　　首先，通过税制改革减少地方搞企业、工业上项目的冲动，改革政绩考核体制、让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经济到提供公共产品。其次，更大地发挥货币金融政策对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作用，如采劝小步多次”的升息策略，每次将基准存贷款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抑制货币需求，同时，严格土地管理及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技术、节能和环境等标准）来坚决抑制新开工项目增长。最后，遏制投资增长要对结构作出区分，即重点遏制房地产和制造业的过度投资，而对城乡公共产品的投资则应该积极增加，支持产业升级型投资。

　　王小广：抑制投资过热，一方面要依赖深化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体制改革，来逐步消除投资过热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要采取紧缩货币供给和需求、控制新开工项目等短期措施逐步降温投资。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问题，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的同步进行。比如，改革政绩考核机制，遏制盲目GDP现象；改革财政机制，杜绝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盲目引资等等。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行政主导经济发展的迹象仍然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行政性调控措施的出台是必然的，也是更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