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A全球冠军是怎样“炼成”的

　　--专访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EMBA课程主任戴启思

　　凯洛格-香港科大EMBA，一个诞生仅10年的课程，却迅速窜红。今年10月，赶“英”超“美”，一跃登上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全球EMBA课程排名的冠军，将美国老牌劲旅“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EMBA”(2006年排行第一)和美英合办的“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商学院EMBA”(2006年排行第二)抛在后面。

　　由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合办的EMBA课程(以下简称“KH课程”)，1998年开办，起初名不见经传。2003年，跻身《金融时报》EMBA年度调查十大排名之列。2006年，迅速晋级季军。今年荣登榜首。是什么炼成了KH课程的“桂冠”？

　　合作办学，不仅是国内商学院在EMBA课程上的“招牌”，也是很多国外商学院EMBA课程的成功秘诀之一。《金融时报》今年EMBA排名前十名中，有一半课程是两所或以上的商学院合作提供。

　　KH课程的“合作办学”有何特殊之处？国内很多商学院也都把对外合作办学当作良方，为何收效却不尽然？

　　戴启思(Steven DeKrey)，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EMBA课程主任。1985年美国西北大学MBA课程的学生，后来在佛罗里达大学工作。在到香港科大商学院负责凯洛格-香港科大EMBA课程时，已经在美国有多年开办EMBA的经验，曾担任过3个EMBA课程的负责人。作为KH课程合作双方最重要的“使者”，他将如何作答？

　　访谈：

　　经济观察报：当初香港科大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这个EMBA项目时，预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吗？

　　戴启思：成功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开始合作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设想的。我记得1999年招聘我们这个课程的一名核心员工(现在EMBA项目助理主任)时，我就跟她讲，这个课程将是世界级一流的课程，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世界级一流的师资和员工。

　　这个课程双方是在1996年签订合作协议的，1997年招生、筹备，1998年正式开始授课。

　　经济观察报：“世界一流”的EMBA课程，你们是怎么来界定这个概念的？

　　戴启思：从最初建立这门课程时起，我们在每个方面都是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要求的，无论是从师资队伍的筹建，还是教学设施的建设配置。而且，这种要求是在不断提高的，比如课程的教授人员，在课程进行中，我们已经对10多位教授进行了调整，替换了更好的教授进来。简单讲，是一个持续进步、持续改进的过程。在10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加上我曾经在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工作过，我知道这些最好的商学院它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也希望能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这个课程。

　　经济观察报：从2003年跻身《金融时报》EMBA课程调查的十大排名，到今年获得该项调查排名的冠军，您认为推动KH课程迅速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戴启思：事实上成为排名十强的EMBA课程，都是非常优秀的。无论你的师资队伍、教学设施、课程设计、学生构成、给学生提供的服务以及人工后勤支持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从第9变成第1，是需要几年成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市场的发展成熟和学生自身的成功。“学生自身的成功”是指学生自身有一定的水平，比如他的职位高低。因为在《金融时报》的排名里，对于学生尤其是其毕业以后的发展情况的调查，占EMBA项目排名的很大比重。

　　经济观察报：从最新公布的《金融时报》2007年全球EMBA排名中，中国有两个EMBA课程通过合作办学获益不浅，包括此次排名全球第一的KH课程，以及在中国内地开课的华盛顿大学-复旦大学EMBA课程(排名全球第七)。香港科大与美国西北大学的合作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戴启思：选择一个合作伙伴是很困难的事情，你要预测伙伴未来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跟两个人结婚选择伴侣一样的困难。

　　我们这个课程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我对这两所学校的忠诚，我既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也曾经在那边工作多年，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香港科大商学院现在的副院长，所以作为双方合作的EMBA课程的主任，我得到了双方学院的信任。我其实是代表两所学校共同在领导这个项目。有了这样很深的信任，这个课程就可以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收获。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招生和行政工作都是在香港办公室进行的。

　　经济观察报：国内也有一些通过合作办学方式开设的EMBA课程，但是收获却不一定像香港科大这个项目一样成功，您认为他们的问题主要在哪里？

　　戴启思：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从我们这个项目来讲，双方是完全自愿的，对双方都有益处，而且两所学校互相欣赏，有共同的愿景和发展的观念。所以十年走下来，很自然地发展到了这一步。但是中国国内很多这种合作，是被迫进行的。因为国内对于EMBA项目的开设有特殊控制，比如说国外的学校如想在中国国内办学，必须有中方合作伙伴，而国内的学校希望尽快地引进一些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双方合作时的动机就可能不同。而且因为政府有这样特殊的要求，而国内的合作伙伴是有限的，但是国外希望合作的院校又很多，所以经常出现一个国内院校与多所国外大学合作EMBA项目。这对双方来讲，其实是缺少信任的表现，不像我们是非常专注去做一个事情。

　　第二，我们这两所学校是非常切合地走到了一起。香港科大最初是由一些在美留学多年、非常资深的教授回港创办的，他们很熟悉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凯洛格商学院有专门研究人员研究亚洲，但没有专门的亚洲部分。所以，合作恰恰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对商学院的评定，目前通行的是国际排名以及国际认证。比较权威的排行榜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商业周刊》的调查排名，国际认证比如美国AACSB认证、欧洲EQUIS认证。不过，中国国内商学院目前也有这样的声音，呼吁制定中国特有的商学院评估标准。在您看来，商学院的评定有制定“中国标准”的必要吗？

　　戴启思：我并不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首先，EMBA有一个国际化的标准，当你把自己从大的全球化的市场中分离出来，对于实现我们所说的改进、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像手表一样，我知道中国最好的五个手表品牌，如果他们也参加国际排名，只要把它们在国际排行中的位置拿出来，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中国手表的排名。以前香港的商学院也提出过建立香港自己的排名，我当时就觉得没有必要。

　　第二，EMBA并不是中国发明的，最初起源在1948年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在美国工作的西北大学的邻居，芝大是最早开始设立EMBA课程的。美国西北大学也是最早一批开展EMBA课程的，在1976年。也是因为我们看到EMBA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EMBA最早是从美国发起的，现在欧洲也有很好的EMBA项目，亚洲也有，其实它是全球化的课程。如果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排名，对于申请者来讲，他们可以获取更好、更全面的信息。同时，对本地的学生来讲，他们更想知道国内的商学院如果和国际同行相比大约在什么位置。对学生来讲最大的考验是，当他看到百强的名单时，他要选择哪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