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力挺中美SED
　　尽管近来为美国房市调整和资本市场动荡伤透脑筋，保尔森仍忙里偷闲，在9、10月号的《外交关系》杂志上发表长达7000字的文章“战略经济接触——加强美中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保尔森首次坦率而深入地阐释了他在2006年6月接任财长职务后，提议首创SED的原因和意义。
　　保尔森将SED的功绩推到历史高度，他说：“‘冷战’期间，制衡苏联在亚洲的力量符和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为中美最初的友谊提供了互信基础，并促成实质性双边合作。现在，基于‘持续全球经济发展’这一战略意义，SED为美中关系重新导向。这一统一的主题将推动两国政策制定者重新定义两国关系——从简单‘合作’到‘共同治理’，甚至最终实现‘真正的伙伴关系’。”
　　任期不满五个月的保尔森，在文章中毫不避讳地建议下任总统延续并扩大SED。
　　华盛顿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中国事务专家马旸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保尔森选择在总统大选的时机发表上述文章，意在向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发出信号，希望能继续某种形式的双边对话。此外，下周一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时间上紧贴着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两党总统候选人有可能在演讲中提到中国，这时阐释中美经济和外交政策，更容易获得选举人的注意。
　　在8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中，保尔森承认，不久前曾同两党的两位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进行了私下接触，但他没有透露SED 是否包含在谈话内容中。

高层会晤可减少“误解”和“误传”
　　保尔森在文章中提及，SED于2006年底启动时，他就意识到“时机”可能不太好——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2008年中国领导层换届和美国总统大选——但他相信，推动中美关系，除了“直接接触”别无他法，而中美之间的众多关键性议题决不能任其发展，得有个战略方向。
　　保尔森多次强调“理解”中国的重要性。他说，SED能行得通，主要是因为这一对话首先承认了中国的“现实”，而不是臆想。布什政府首先意识到，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需，而中国政府又主要是通过经济透镜来看待它的国际互动，所以，布什政府决定通过两国在经济事务上的共同兴趣来接触中国，结果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也促进两国在非经济领域取得切实成果。
　　保尔森还在文章中解释了他当初为何提议“内阁级”会谈，又为何让重要部门的部长们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分组讨论。他说，“高层”领导的会晤可以减少“误解”和“误传”，而且能确保讨论处于“战略层面”。
　　他以航空服务领域的开放为例说，磋商早在SED启动前就开始了，但由于对话级别低，得不到中国政府的重视。SED启动后，在他和中国副总理吴仪的亲自过问下，航空协议很快在第二次对话期间签订——预计2012年前，往返于中美的美国客运航班数量将增加1倍。

理解中国政府的决策特点
　　“没有什么能代替同最高决策者的个人接触，尤其在中国，那里特别看重尊重和友谊。”保尔森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频繁走访中国的原因。”保尔森认为，美国政府在SED上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同中国政府高层打好了关系。
　　“建立关系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政府决策常常建立在共识和磋商的基础上。”保尔森说，“只有在上级支持下级变革的情况下，改革才能得到最有效的推动。从官方层面看，中国最重要的决定是由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做出的，但私下里，权重的部长们参与了‘共识’主导的决策程序。而SED高层对话、跨部门对话的设计正体现了这一现实。它将关键决策者们聚到一张桌子前，为改革建立广泛的支持。”
　　欧亚集团的中国事务专家马旸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保尔森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白宫对中国的观点，但却不同于国会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保尔森看到人民币较2005年7月升值20％，“在朝正确的方向走”，认为国际货币监控的职能应当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承担，但包括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Debbie Stabenow在内的立法者仍然对中国的汇率政策不满意。
　　“国会应该能够看到改变。”保尔森说，“中美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差异，但我们不能容许差异阻挡了进步和合作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