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信息披露制度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信息披露制度都是证券管理制度的基石。在证券承销过程中，对于证券发行市场的信息披露在整个信息披露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招股说明书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要求会使第一次公开发售的证券的价格更加趋于合理。[8]鉴于公开发行证券的信息披露更具典型性，下面对中美两国在证券承销过程中信息披露制度的比较也主要将限于公开发行证券。  

　　基本上，一九三三年证券法就是有关证券一级市场信息揭露的法律，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充分与公正的揭露”（full and fair disclssure），正如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三年所说的：“与州蓝天法案不同的是，联邦证券法规并不是对销售的证券提供政府的背书。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攸关这些证券的重要信息给投资人，而不是要用政府的判断取代投资人的判断。”这也是美国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宗旨。一九三四年的证券交易法对信息披露也有一些规定。一九八二年，美国证管会为了简化和明晰对信息披露的管理，制定了信息综合披露的制度。其主要体现为S系列和F系列表格及规则S-K、S-X.表格S-1、S-2、S-3为公开发行人向证管会注册登记的信息披露内容，其中S-1表格为初次发行人申报所用，内容十分详尽，S-2、S-3则适用于已依三四年法向证期会注册并定期申报满三年的发行人，为S-1表格的简化。F-1、F-2、F-3则为外国发行人所适用的，内容与S系列表格相仿。故下文以介绍S-1表格为主。  

　　S-1表格包括十七项内容，其中前十二项内容需要载入招股说明书。这十七项内容包括（1）申报表前言与招股说明书封面外页；（2）招股说明书封面内页与封底外页；（3）信息摘要、风险因素及盈余对固定支出比率（vatio of earnings to fixed charges）；（4）募集资金的运用；（5）发行价格或决定发行价格的方法；（6）股份稀释（指由于内部人与公众购股价格的差异和期权方案造成的每股净值减少）；（7）。出卖证券之证券持有人的基本情况（如果登记证券由证券持有人提供）；（8）发行计划（包销的有关情况，主要是承销协议的内容，包括稳定市场价格的方案）；（9）应注册证券之叙述（主要是其基本情况，以发行证券的种类不同而有不同规定）；（10）在登记表上署名的会计师、律师、承销商方面的专家与该证券的利益关系；（11）有关发行人的信息；（12）证管会对证券法责任补偿（indemnification）的立场的揭示（有固定的内容，表明证管会认为对登记人的董事、经理人和其他主要工作人员由于违反证券法而应承担责任的补偿是不具有执行力的）；（13）其它发行费用；（14）董事、经理人和其他主要工作人员的保险和责任补偿（限于其职权范围，出于善意或为维护公司最大利益，包括诉讼费、律师费、判决协调费等支出）；（15）过去三年内未按33年证券法注册证券之出售（包括销售概况、主要购买者和资金运用情况等）；（16）附件及财务报表、（17）对相关事项的保证。  

　　我国在证券承销信息披露主要在《公司法》、《证券法》指导下，依据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第1号、第7号、第12号予以规范，另外还有一系列针对特定行业的特殊信息披露规则。其中，第9号准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和第1号准则-招股说明书最为重要。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借鉴了美国等国家的制度，特别借鉴了美国注册登记S-1申报表和F-1申报表的内容和格式。[9]因而比较两国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一方面， 主要表现在美国信息披露制度中的股份稀释，在登记表上署名的会计师、律师、承销商方面的专家与该证券的利益关系，证管会对证券法责任补偿（indemnification）的立场的揭示，董事、经理人和其他主要工作人员的保险和责任补偿。有关股份稀释，主要是由于我国没有股票期权等制度，所以在披露上也就没有相关的要求，随着股票期权等制度的普及，该方面的信息披露也将越来越重要。对在登记表上署名的会计师、律师、承销商方面的专家与该证券的利益关系的披露是信息披露的重要方面，原因在于这些专业人士及其所服务的中介机构对于发行证券的质量有重要影响，他们与发行证券的利益关系将极大的影响他们能否中立、客观的履行职责。中国的银广夏和美国的安龙事件使得人们对专业人士和中介机构能否尽到尽职审查的义务产生怀疑，对这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将更加严格，我国也应加强这方面的信息披露。由于我国没有对公司高管人员责任保险制度，所以也就谈不上对董事、经理人和其他主要工作人员的保险和责任补偿的披露。美国国内证券界和司法界对公司高管人员责任保险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这纵容了公司高管人员在证券发行中的欺诈，因而也就有了对证管会对证券法责任补偿（indemnification）的立场的披露，这表现出了美国证管会对责任保险制度持保留态度，当然，美国证管会的立场也遭受到了一些批评。对于责任保险制度，其作用是双方面的，如果有保留地引进该制度，将有利于公司的高管人员尤其是独立董事更好履行其职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引入此种制度，那么这方面的信息披露也将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的信息披露中，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包括对改组与重组方案说明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对于改组与重组方案的披露，主要是针对我国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申请公开发行之前大多数经过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因此这方面的披露就必不可少，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披露，也主要是基于同样原因，公司治理结构很不完善所致。随着申请公开发行公司股权结构的多样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尤其是证监会最近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这两方面的披露将会出现一些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7.对私募发行证券的承销  

　　如前文所述，私募发行证券在美国的证券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公募发行与私募发行两种方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条件、适用范围等有很大差别，所以需要单独讨论，以突出其特点。在美国的证券法律体系中，主要通过33年证券法的4（2）节、82年的Regulation D和90年的Rule 144A进行调整，这几个规定前后衔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有关私募发行的规则，使美国的私募发行制度逐步走向完善。同时，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在私募发行规则的形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起来看，与公募发行相比较，私募发行有如下一些特点：（1）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私募发行证券可以豁免在美国证管会的登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募发行不受美国证券法的调整，有关反欺诈、信息等方面的规定仍然对私募发行有效；（2）私募发行证券的对象有相当限制，只能对证券法认为不需要受信息披露制度保护的人销售，在Regulation D下，包括机构投资者，也包括有相当商业经验和承受风险能力的个人，但在Rule 144A下，则只包括机构投资者；（3）通过私募发行方式融资的，主要是外国企业和在公开发行市场很难筹集到资金的小企业；（4）在信息披露上，比公开发行要宽松得多，但也要求发行人在发行前向购买者提供必要的信息；（5）发行方式上，禁止用招揽或广告方式或公用邮政系统发出要约；（6）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私募发行证券的流动性受到很大限制，虽然Rule 144A大大放松了这一点，证券持有人仍只能向符合私募发行证券投资者条件的人转让。之所以私募发行能够在美国证券市场占重要地位，是与其与生俱来的一些优点分不开的。首先，由于登记的豁免，发行人可以节省大量的注册登记费用，同时又可以减少对注册会计师和律师服务的需求，大大降低了整个发行费用。其次，私募发行的门槛较公募发行低很多，同时其投资者主要是大的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发现市场中有潜力的投资对象，有利于不为公众所知，但很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募集资金，同时，这些大的机构投资者还可以利用其资金、信息和管理上的优势，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咨询意见。再次，私募发行市场存在，有利于外国投资者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基金投资美国的证券，又由于程序的简便，也有利于外国企业到美国融资，顺应了当今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潮流。最后，私募发行要求的信息披露标准较低，也有利于发行人保护其商业机密。由于私募发行的一系列特点，对私募发行证券的承销也有一些特殊之处。一方面，由于私募发行不需要经过登记，券商要在鉴定公司的资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券商在职业素养上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私募发行证券的投资者主要是大型的机构投资者，这就要求券商与机构投资者有着良好的关系，营销技巧也与公募证券的承销大不相同。在承销过程中，券商的信誉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由于私募发行证券的流动性有限，投资者更为看重的将是发行公司的成长性和未来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可能性，这也就会要求券商在完善发行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其长远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在这一点上，券商和投资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也会有着更多、更长期的合作。  

　　在我国，提及证券发行，一般就是指公开发行并上市，现行法律对私募发行也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3条规定，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其余股份应当向社会公开募集。“应当”表明不能因为当事人的意思而变更法律的规定。在我国公司和证券法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于私募发行的概念即所谓“定向募集”。我国1992年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募集方式包括定向募集和社会募集两种。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发行的股份除由发行人认购外，其余股份不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但可以向其他法人发行部分股份，经批准也可以向公司内部职工发行部分股份。通过这种方式发行的股票，分别被称为“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其转让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在对发行对象和流通性的限制上，定向募集与私募发行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是，定向募集需要行政批准，且其发行对象没有向私募发行那样界定一个实质性的标准即“不需要受信息披露制度的保护”，因此，定向募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内部职工的利益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后，由于“社会募集”、“定向募集”之分与股票发行配额交错作用，人为造成了我国公司形态与证券市场的混乱[10]，后来颁布的我国公司法就取消了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设立中“社会募集”与“定向募集”的划分，一律采取公开向社会发行的募集方法。而这种做法又有些过于极端，使得企业发行证券融资的成本大为提高，证券市场供给极为不足。高昂的成本基本上使得中小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可能性为零。这大大不利于民营企业和初创性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同时，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活动的市场空间大为减小，其发展和壮大受到限制。如果我国能够修改相关法规，借鉴美国私募发行的成功经验，将会为我国中小企业和机构投资者的成长提供更大空间。在私募发行中，投资者与发行人的关系将极为密切，投资者有实力也有意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对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私募发行的企业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进行公开发行并上市交易，有利于改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现状。当然，私募发行的引进也需要一系列相关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证券公司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与机构投资者的良好关系网络，另一方面是有一大批有实力的、有远见的机构投资者。这就涉及到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如保险业资金投向的严格限制，银证保绝对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原则等。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面临着各方面的竞争，有没有私募发行制度将关系到我国证券市场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