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推迟的中国银行上市步伐，近期明显呈节奏加快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启动路演推介策划工作。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推向快车道。

然而，无法回避的现实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改革的节奏。无论是战略引资还是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舞步”遵循由快而慢、继而又快的波浪式路径。其间，政策的微调反映了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理念的交锋。

战略引资规则生变

工行人士证实，日前完成的社保基金入股，为工行战略引资画上了句号。工行曾于去年10月成立股份制公司，仅5个月就完成了战略引资。

淡马锡入股中行是国有商业银行战略引资路线的拐点。此前，建行敲定战略投资者用了半年多时间；而中行早在去年9月份就已谈妥的淡马锡入股事宜，一直到今年2月份才尘埃落定。相形之下，工行战略引资的节奏明显加快。

出现这一变化的“时间之窗”恰恰是在去年10月份建行以1.95倍的市净率登陆香港，并且股价持续上涨之后。今年2月份，中行宣布战略引资“收官”，其时，淡马锡持有的中行股份不仅下降到5%，而且这5%的股份全部来自中行发行的新股。作为中行的大股东，汇金改变了此前出让手中老股的做法，偏向于增量重组模式，工行向高盛财团出让的10%股份也是新发行股份。

另一个变化是以社保基金为代表的国内资本在后期介入到国有银行改制。社保基金分别向中行和工行投资百余亿人民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学者刘煜辉认为，它的介入形成了社保、汇金以及财政部的代表不同部门利益的博弈格局，有利于改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去年下半年，围绕“银行贱卖论”的争论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还呼吁，允许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国内资本入股国有银行。此外，关于改革是否对外资寄予了过高期望的质疑、如何防范金融开放风险等问题也引发了一场改革理念的大碰撞。

争论不仅限于理论界。从国有银行战略引资的进程看，对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模型究竟如何应用于中国银行业改革实践，高层的决策也在微调。考虑到今年年底金融业即将全面开放，仅仅依靠内生力量打破垄断性和计划性的僵硬体制似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倒逼”战术，借助外力进行产权改革，或许将加速改革进度。

反思境外上市利弊

作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部曲之一，公开发行上市地点如何选择，正经历由外而内的路线变化。考虑到国内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现状，建行上市地点没有选择A股市场，但是在中行和工行上市地点的选择上，决策层近期提出只要市场允许就可以在国内上市。

国有银行上市地点的争论曾加剧了国内对A股市场是否面临边缘化的担忧，尤其是建行在国际市场备受追捧的示范效应，让国人看到花费巨资对其进行重组改造，换来了可观的回报，而国内却没有分享到其中的“蛋糕”。在高额存贷差的背景下，要求国有银行回内地上市，让国人分享投资收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行在今年年初向国务院提交补充申请，采取A+H一次审批，分步实施的策略；工行也明确表示不排除在A股上市的可能。

另一方面，对于融资额巨大的国有银行登陆A股市场是否会出现A股市场“池小鱼大”的局面，市场至今仍存争议。此外，对于国内资本市场是否能够像境外资本市场一样，发挥同样高效率的外部监管作用，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此外，银行上市时间表与国内股权分置改革进度的冲突也是现实难题之一。

上市地点之争也恰恰凸显金融改革需要全面推进的迫切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位高层曾向记者表示，非常希望中行和工行能够在国内上市。

但是考虑到国内仍然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国有银行上市的进度不等人，已经明确6月份在港公开招股的中行，年内能否在A股上市，变数还很多。而工行副行长王丽丽最近也表示工行争取年内上市，在上市地点的表述上强调了“国际市场”。这些表述颇值得玩味。

从一个存在诸多“瓶颈约束”的旧体制转向一个竞争高效的新体制，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渐进式过程，主导这个过程的是创新思维。在现实危机和矛盾冲突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循着波浪式路径曲折前行。

毋庸置疑，关于金融改革和发展路在何方的争鸣将贯穿商业银行改革始终。而改革正是伴随着对思想禁区的不断突破，一步步向前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的解放，而非僵化的教条，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