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走向美国，又从美国走回中国，经过十年历练创业当上CEO的王维嘉深有感触：做企业做到最后还是做人；而要与人沟通，人文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语

　　走进王维嘉的办公室，很难想像这是美通无线———一家拥有四百员工、资产过亿的IT企业老总的办公室。事实上，1994年成立于硅谷的美国通用无线公司，是全球第一个无线互联的概念提出者，一直在中国移动增值服务市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简洁到极点的办公环境，朴素到惊人的

　　CEO，都使记者无暇他顾，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王维嘉讲述的经历之中。

　　矿石收音机玩大的孩子

　　出生于1958年的王维嘉，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男孩子一样，对于电子电路的最初兴趣是由组装矿石收音机而引起的。在整个六十年代，由于文革的影响不必上学，天生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王维嘉和邻居小孩子一起，玩起了矿石收音机。

　　今天看来很简单的矿石收音机———花两毛钱买块矿石，钻一个眼，通上根铜线，天线挂在房顶上，地线接到磨出铜芯的自来水管里；再在铜线上面不断地接触，通过调节矿石来改变频率，从而收听到无线电广播———是王维嘉在那个时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他激动地回忆起当时跑过好几个街区才好不容易买到废旧线圈时的兴奋劲。尝到了首次创造喜悦的王维嘉，更是一鼓作气地捣鼓出了晶体管收音机和具有发射功能的“敌台”———无线电发报机，此时的他才念初一，使用的一切工具，如万用表、焊接棒啊，都是自己土法上马拼凑出来的。算起来，从小对于无线通讯的这份热爱，也是促使他于1998年在中国率先提出了无线信息服务概念的原因之一。

　　1977年的冬天，“当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就是堂堂五尺的男儿也会亢奋地啜泣起来。”的确，“报考去”一时间成了千万年轻人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行动，19岁的王维嘉也是这些报考者中的一分子。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而且考上了令当时无数年轻人向往的学校和专业———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不过，他不无遗憾地回忆到，虽然自己最擅长的功课是文科———历史、哲学，但是受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和文革泛政治化的影响，王维嘉还是选择了理科。今天，从中国走向美国，又从美国走回中国，经过十年历练创业当上CEO的王维嘉却深有感触：做企业做到最后还是做人；而要与人沟通，人文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说的能力，一个写的能力，如果再有一次高考，我一定选择文科。”

　　术业有专攻

　　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活，王维嘉也深有体会：“工作中你就会发现，学校教授的知识中最重要的还是语言：英语和洋人沟通、计算机语言和机器沟通。”以他自己为例，虽然在上大学前数理化基础非常薄弱，毕业后英语听说能力也很差，可还是把中科大念完了，把斯坦福的博士念了出来。因此他认为，国家义务制12年的教育显然有些过长，太多时候用于应付考试，而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和考试中偏重英语四、六级考试、各种资格证书和考研考政治的倾向更是不对。现代教育之所以和古代科举不同，就在于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培养而不是淘汰，永远录取总分最好的5%，淘汰总分最差的5%是过时的表现。他以在美国斯坦福的经历为例：学生只需要考试过线就不用在非专业课程上再花任何时间了，也就永远不必要在考分上斤斤计较了，从而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自己最喜爱的科目———是所谓“术业有专攻也”。

　　如今当上了IT企业的老总，时刻都招聘编程员的王维嘉又为国内计算机毕业生的工作协调性不足而大叹苦经。在中国，一个程序只要可以运行便是满分；而在斯坦福，程序运行只是第一步，编程员所写的注释能否被同事、老板所理解才是关键。王维嘉举例说，程序其实也是人和人通过机器而形成的一种沟通，而不只是单单人与机器的沟通。由于程序员在中国往往被当作一种个体的艺术类工作，而绝非群体的技术类工程。软件是一个工程，这一概念的缺失是中国落后于美国和印度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在斯坦福最为感同身受的一件事。